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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滋养幸福(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幸福,应该是人们的稳定连续的愉悦心境以及对生活的乐观自信。对这样一个关于幸福的定义不应该有太大的分歧,因为幸福为人们所普遍追求,而被追求的自然不该是痛苦和不自信。如果说人们对幸福的定义本身不会有重要分歧,那么,对引起幸福的原因,则一定有千万种答案。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区别幸福本身与引起幸福的原因。

  现实中,人们在追求钱财的时候,会认为自己在追求幸福;钱财多了,当事人又可能说他们不幸福。一些国家的自杀率与他们的经济增长水平一同提高。所以,有人不愿意把幸福和财富联系起来。有知识界人士引用J.S.穆勒的说法: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目标,而不是自我幸福的人,才是幸福的。可是,如果利他主义者是幸福的,且利他主义成为人类普遍的行为模式,人类进化就没有了可能。这应该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却不是人人懂得。

  但关于引起幸福的原因,我们真的无话可说么?

  迄今为止,关于引起幸福的原因,最好的解释来自经济学;其他理论引起的争议更大。任何人都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只是作为生产者,人们所依赖的资源不同。作为消费者,人们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称为消费者均衡。作为生产者,人们也要追求收益最大化,经济学称为生产者均衡。因为信息不完备,人们当然会有决策错误,因此利益最大化只是偶然的可能。但无可置疑的是,人们的行为趋向是利益最大化,因为相反的趋向会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糟,人类生存便不可持续。把这种理论的表述翻译为通俗的语言,可以说,在资源分配一定的前提下,如果人们总能有把握地利用好自己的资源获得利益,并能在生活中获得到充分愉悦,人的幸福便有了重要基础。

  经济学又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能实现人的生产者均衡与消费者均衡。通俗说,自由滋养幸福。一切强制都会破坏均衡的形成,也就破坏了幸福。说到这里,我们就有可能正确理解财富和幸福的关系。财富本身不带来幸福,但财富有可能增大人的自由活动空间,增强人的自信,便有可能带来幸福感。如果财富使人不安,使人的自由空间反而变小,人一定是不会幸福的。

  到这里,关于幸福的话题还没有说到一半,还有更不易理解的逻辑问题。

  请注意,如果人类的一切活动均奉行自由交易原则,某些事情就无法去做,某些福利不会有供应。例如,人们需要一条马路,如果奉行自由原则,就有人不愿意为使用马路付账,试图免费行路。他的理由是,我使用这条路并不会增加护路成本,因此免费行路天经地义。筑路者没有收益也不会筑路,世界上也就没有了道路。极端地说,如果筑路者将所有道路进行适当封闭,并不惜代价对行路进行计量,并依量收费,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但因类似这种封闭与计量引起的高昂的交易成本,总会产生“不划算”的问题,人们就不得不另想办法。

  经济学就把那些能够靠自由交易原则解决问题的领域,叫做私人领域;把自由交易原则不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叫做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产生本质上是一个交易成本过大的问题。

  私人领域维护幸福靠自由,公共领域解决其余人类福利问题究竟靠什么?有史以来,这里有两个极端的办法,一是独裁暴政,另一是民主政治。两者之间又有一些折衷的办法。

  独裁暴政有可能以很低的交易成本解决公共领域的福利问题,但绝对会发生的事情是,独裁暴政会破坏私人领域的自由原则,使私人领域失去效率,降低私人幸福水平,从而在公共领域失去充足资源解决公共福利供应问题。所以,暴政是幸福的敌人。

  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公共领域的福利增进问题,的确有诸多好处。如果公共议事决策人员选举得当,大家有可能在“无知之幕”下制定规则,对“掠夺公共品”的行为形成制约,使规则接近经济学家讲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要求,让公共福利接近最大化。民主的最大好处是可能限制公权边界,不去干预私人事务,让自由原则在私人领域充分发挥作用,保障了这一领域的幸福生成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原则是自由原则在公共领域的延伸。

  到这里,关于幸福生成的逻辑还没有说完。在私人领域奉行自由原则固然有了个人幸福的最大可能,但如果每个人的初始资源分配有巨大差异,自由原则很有可能保持乃至放大事后收入的差异,并影响到人的幸福体验。初始资源分配的差异如果过大,实际上又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允许这种差异到什么程度,经济学没有严格的答案,但经济学家普遍赞成通过发展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以确保人们的机会平等。

  概括地说,初始资源分配中的机会平等、私人领域的自由竞争、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是决定幸福生成的三大要素,而其核心是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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