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主要是因为一次分配不公

  • 搜狐财经: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一直是民生大计,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进行改革?

    蔡洪滨: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包含很多方面,简单地讲,最主要的原因是一次分配,其次是二次分配,再次是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有三次,其中一次分配是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是政府调节,三次分配是公共慈善。如果从市场经济决定收入分配结果的角度来看,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收入由它拥有的生产要素和相应的生产价值决定,中国在一次分配出现的问题主要归因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很多扭曲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

    我们从三个基本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看一下。首先是劳动力因素,很多体制因素使得人们通过正常劳动获得收入的途径或者能力受到阻碍。最重要的例子是城乡二元体制, 2.2亿农民工没有真正得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正常收益的权利、劳动被保护的权利。

    第二是资本市场。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系应该把资本配置到最合理的地方,但是中国的资本和金融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例如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没有机会得到正常的资金支持,获得资本的成本非常高。

    再看土地问题。土地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农民的宅基地财产权利没有真正确权,没有真正实现财产收益。

    收入分配不公平和扭曲最核心的原因是,一次分配不能真正建立起比较合理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得拥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劳动者都没有权利得到自己应得的收入。但这种收入分配制度很难有根本性扭转。

    其次看二次分配,中国的二次分配也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二次分配里面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财税。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讲,财税体系应该做进一步的改革,去扭转收入分配不公日益恶化的趋势。但税收体系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管是收入所得税还是财产税,很多时候税收的负担不合理,集中在工薪阶层和相对低收入阶层,有一些相对收入较高富有的群体应该缴的税反而没有缴。另外结构性的减税非常有必要,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要有更大的支持。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没有很好地起到良性的二次分配的作用,社会保障对于低收入阶层尤其对于农民工的整体支付还是非常少,支出结构上还是延续过去二元体制计划经济的做法,所以农村跟城市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在不断被拉大。

    应该讲收入分配改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如果一次分配中的扭曲不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状态将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现存体制中有很多人为的扭曲和旧体制、二元计划体制残留下来的限制措施,使得这些要素市场没有办法充分发挥作用。它有市场,也有价格,但是歧视性地对待某一些人某一个阶层的人,比如农民工、农民,使得整个市场出现重大的扭曲。

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人而异

  • 搜狐财经:另外一方面通胀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怎样的影响,我们发现很多工薪阶层几年来工资没有上涨,但是物价却翻了好几番,这会不会对他们的收入状况是一种侵害?

    蔡洪滨:如果有相对比较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螺旋式上涨,那么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扭曲社会收入分配。但是过去几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物价的上涨水平其实没有这么高,去年百分之二点几,前年也不是那么高。今年的目标控制在3.5%以内,如果真正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整体的物价水平还不是螺旋式上涨的状况。

    这里有一个问题,个人对物价的体验很不一样,我们需要对通货膨胀率、对消费者价格指数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是根据各种各样的消费结构加权起来平均得出来的数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时刻的消费品种里面物价可能都是有升有降的,特定的某一类人对于某类产品价格上涨比较敏感。相对低收入阶层而言,他们对肉价、菜价敏感一些,有一些想买房的人租房的人对房价敏感一些,有一些人买汽车对车价敏感一些,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价格越低越好,因为工资不变,物价水平越低实际购买力越强。但我们也需要理性看待物价上涨问题,如果物价真的整体上涨比较快,那是对宏观经济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威胁;反过来从整个经济的状态来看,如果物价持续下滑将是更头疼的问题。日本最近20年经济一直低迷,物价一直很低,新政府为了刺激经济,要让通货膨胀率达到2%的目标。换句话说,对于每个个人而言,假设收入不变,物价水平越低越好,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讲不完全是这样。物价水平如果持续下降,反而代表经济非常低迷非常衰退,这时候要把它重新启动起来反而是非常困难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怎么既维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防止恶性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的过分萧条、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是一门需要平衡的艺术。

避免阶层固化先从教育公平做起

  • 搜狐财经:收入分配不公的另外一个征兆表现在社会地位阶层的固化层,网上流行“富二代”、“官二代”的词汇,年轻人常以屌丝自嘲,体现无背景的年轻人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自身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收入现状,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蔡洪滨:这个问题是中国面临的长期、甚至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方面跟收入分配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收入分配往往讲我们现在的状况,静态的哪个阶层收入高哪个阶层收入低,但是社会结构的固化,换句话说社会流动性下降,反映的是一个动态的问题,是年轻人无论自己出身地、父母状况,是否还有机会在这个社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为什么说从长期角度看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一方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也是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一个社会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各方面资源配置等最终要靠社会的人去实现,尤其需要这个社会的年轻人通过努力做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自己的技能去实现。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社会才能够维持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长期来看面临最大的挑战,就在于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形成一种固化的趋势。你刚才讲到的富二代、官二代是人们自然的一种反应,这个趋势如果不尽可能去扭转,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或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都没有保障。

    搜狐财经:主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去扭转社会阶层流动性固化的现状?

    蔡洪滨:最主要的是教育公平,如果社会流动性比较高,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社会年轻人能得到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然后他们才能够再进一步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社会一上来教育机会就不公平,这些年轻人更没有动力去做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培训通过在社会上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能。中国教育公平问题过去十来年是一个恶化的趋势。

资源集中恶化了教育公平

  • 搜狐财经:为什么说是恶化?

    蔡洪滨:我们教育的公平性在下降。从教育的数据上能够看得非常清楚,虽然九年义务教育实现了,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农村小孩大学入学率在提高,但相对于城市小孩的大学入学率的提高率,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在继续增大,这是数量上的恶化。

    另一方面,真正的核心是质量上的不公平,中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化,大学跟大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越好的大学农村小孩的入学率越低,北大、清华都低于10%,比之前糟糕很多。这跟中国教育体制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有很大关系,从高等教育到初等教育到小学甚至到幼儿园,都出现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的状况。

不要把城镇化当做保增长的工具

  • 搜狐财经:城镇化是这届政府的改革重点,您怎么理解城镇化?有一些政府削山造城,您怎么看这种激进的现象?您自己对城镇化改革的期许是什么?

    蔡洪滨:现在大家对于城镇化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一些地方政府以城镇化之名,实际上做赶农民上楼、建城造城的事情,这都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

    另外一个角度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应该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让市场力量起到根本的作用。市场力量认为,服务业的提升需要人们在城里面居住生活工作,这样效率更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更高,这时候的城市化就是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引起、顺应市场而产生的,政府在中间可以发挥引导的作用。

    但我们不能把新城镇化战略作为一种增长的战略或者发展的战略,而是应该作为系统性的改革战略。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人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面,虽然能带动经济增长,但不一定能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果简单地强行通过行政力量或者其它手段人为地把人聚集在一起,可能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产生其它方面的恶果。

    我个人觉得应该以新城镇化作为支撑,围绕着新城镇化去设计一个系统的改革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化的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必然会出现。我们需要思考,在现有的体制内有什么样的因素在阻碍城镇化,围绕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从而进行制度的重新设计,来顺应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

    围绕新城镇化我们可以做很多系统性的改革,比如二元体制的问题,比如教育公平问题。真正的城镇化要解决二元体制问题,为什么现在2.2亿流动人口没法真正成为市民,当然可以说社会保障的一些因素,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是教育问题。没能真正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真正的城市化就做不起来。围绕新城镇化就必须做到教育公平、均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围绕城市化需要设计改革我们的财税体系;使得城市有合理健康、能够自己发展的支撑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金融体系,比如市政债的探索可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怎么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怎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围绕着新城镇化可以做一系列文章,把阻碍我们的体制因素一个一个分析,设计成一个系统的改革策略,这是新城镇化战略真正应该有的内核。

城镇化要解决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 搜狐财经:城镇化对于土地制度改革有什么启示?

    蔡洪滨: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流转对于城镇化真正顺应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者在于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背后的基础是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不能够持久或者不能够良性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担心,中国会不会出现像拉美或者其它一些国家一样的大城市病,这些大城市有很多贫民窟,生活状况极其糟糕。 看到这样的现象,往往直观的理解是,我们需要去清除它,需要把这些人赶出去,需要把他们排除在城市之外。但正确的思考角度是,为什么这些人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面生活状况工作状况这么糟糕,还要不顾一切跑过来?这些国家大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大城市病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通过保证粮食和农产品的合理价格和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现代化能够提高农民收入,从而保持城市化合理、健康良性的发展以及和农村互动。农民收入跟城市工薪阶层的收入相对有一个比较同步协调的增长时,城市化才是一个有序的城市化。如果不解决农村的土地确权和流转问题,没法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没有实现农业的规模经济不可能有农业的现代化,这是土地政策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重要性所在。 另外一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不解决好农村土地宅基地的确权和流转,农民进城会有后顾之忧。现在除非给农民北京、上海、广州的户口,否则他不一定愿意变市民,因为一旦变成城市户口,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权利就没有了。不确权解决不了这些人的后顾之忧,阻碍我们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从这两方面讲,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战略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确权和流转。

蔡洪滨简介

  • 蔡洪滨老师祖籍江西新余,在江西景德镇长大,出身于工科世家,父母都是昌河汽车的工程师。人们常说,国企是个小社会,因此在国企成长的孩子接触社会也比较早。他从国企的子弟小学读到子弟中学,这样的环境也确实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成熟起来。
  • 1984 年,蔡洪滨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就读于武汉大学数学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且 红火一时的时候,关于改革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争论很多,武汉大学学风也非常自由。得益于这样的大环境和小氛围,蔡洪滨对社会经济现象和观点产生浓厚兴趣,业余时间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到后来便开始自学一些经济学教材,大学毕业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报考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
  • 经过自己的努力,1988年,蔡洪滨如愿以偿,他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厉以宁、秦宛顺等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宏观经济运行理论。这以后,北大严谨而自由的学风、老师们渊博的学问和对经济学理论的细致讲解,尤其是厉以宁老师针对当时中国改革存在问题的分析和探讨,给他在学识和思想上以强烈的震撼。
  • 北大的求学经历对蔡洪滨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他慢慢学会了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原理,也逐渐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深入思索。研究生二年级时,系里选拔他参加中美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于是他有机会到了复 旦大学,参加现代经济学的高强度培训。
  • 之后的1991年,蔡洪滨远赴美国留学,1992年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这里遇到的老师和同学,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他直言没有想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聪明和勤奋的一群人,而且自己一下子可以接触到世界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这些都让他兴奋不已。而他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终身做研究的志向,因为做研究其实是最有挑战和最有趣的一件事,总要创造最新的东西极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他解释说,做研究总是试图把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弄清楚,并且同时有这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在研究这些问题,虽然过程很辛苦,一旦做出成果来,就好像艺术家创造出了新的作品一样,那时的成就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 1997 年,在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蔡洪滨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之职,先后 获得青年教师发展奖、经济系优秀教学奖,其中在2000 年至 2001 年之间,还曾任耶鲁大学经济系访问助理教授。2005 年, 蔡老师应邀正式回到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于一年后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今年7 月,他调任院长助理, 分管教员引进,及本科、硕士、博士项目和学科建设等;8 月, 根据学院安排,他不再担任应用经济学系系主任职务。
  • 昔日光华的优秀学子成为了今日光华的知名教授及教学、 科研管理的带头人。
  • 蔡洪滨接受搜狐财经的独家专访

第一访谈

  • 系搜狐财经推出的一档高端访谈类栏目,重点关注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制度性问题,包括法治、产权保护、币制改革、农地界定等,探寻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根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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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出品

 文字经受访问者本人授权  2013.04 

 采访者:李松 编辑:姚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