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审批权下放 小心地方走歪路

  权力如何下放起码要做到几个根本:一不能影响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得考虑杜绝贪腐,三是不影响环境生态。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行政审批制度的下放更有意义。要不然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者:许一力

  什么是简政放权?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

  说起来容易,但如果不去直接接触,很难去真正理解这种改革中的难度。

  就在这几天,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计117项,能源领域是试金石,风电、水电等新能源项目审批权限有望全部下放地方。这确实响应了李克强总理提出的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的审批项目,砍掉政府错放于市场的强制之手的目标。

  出发点非常好,但实施起来就不见得了。几年前,国务院批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时候,其实就有过放权,将5万千瓦以下的风电项目由省级政府核准。后果却是,中国产生了许多个4.95万千瓦的风电项目,众多的风电项目分拆成多个小项目进行申报,然后分期接入电网变现大项目。这个背后来源于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

  一位行业人士对地方风电核准潜规则有过这样的爆料:“新能源投资向社会开放,几乎没有门槛。只要有关系,注册公司后就可以在开发区域获得风电资源,然后准备材料核准,核准后再卖掉。核准一个4.95万千瓦的风电项目,成本最多在400多万元,但可以卖到2000万左右。这个巨大的利益空间,把各级政府有权部门栓到了一起。”

  有此先例,让我们对这次的能源审批权下放产生了担忧:

  能源审批权下放,也许有利于能源审批的快速到位,但做的不好会引起的直接后果是:引发地方政府的新一轮新能源投资冲动,而大量的重复建设,对类似于风能太阳能这样产能过剩的新能源行业是一个打击。让人更加担心的是,能源领域的这种各自为战,再加上地方政府极有可能在审批过程中,要求配套使用当地的能源设备,形成地方保护,阻碍地区合作。最让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手握审批权必然淡化项目的环境污染考评,这是很大的隐忧。而权力寻租和腐败也必然夹杂其中。

  这些都有先例,90年代初,政府曾花大力气清理行政审批制度,结果是当时的上马的许多项目环境标准、建筑标准等各方面的标准都不合格,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质量问题;经济开发区到处开花,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笔者当然拥护中央政府的决定,但审批权该如何下放?哪些行政审批项目该下放,哪些不该下放?如果没把这几点的话,极有可能让简政放权走了歪路。

  从上面我们说到的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来看,权力如何下放起码要做到几个根本:一不能影响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得考虑杜绝贪腐,三是不影响环境生态。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行政审批制度的下放更有意义。要不然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国外,也会碰到行政审批的问题,比如美国是怎么做的呢?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导致机构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大。到1970年代,美国的行政管制,达到了高峰。过多的管制,束缚了公民和企业的自由,束缚了美国经济的活力。自7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放松管制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地增长,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美国简政放权后是什么样子呢?无非是审批比我们少。如果确实需要行政审批的时候,美国又是如何进行行政审批的呢?其实,美国最大的不同地方在于,如果下方企业提出项目申请,政府并不直接审批,而是先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项目评估,第三方由一些专家学者组成。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效仿,关键在于政府愿不愿意。

  另外,与中国相比,美国有关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的法律更加完善,对于什么需要审批、审批的期限等都有详细的规定。但中国许多现行法律大多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够详细。这使得法院对行政审批活动进行司法监督缺少法律依据。

  可见,问题不在于行政审批权下不下放,而在于怎么下放。如果审批权放不好的话,只会让腐败更加严重。

  到了这里,我们应该有个领悟,转变政府职能,就要从过去的经济型转向服务型,要将权力从经济管理更多的转到公共服务。所以需要把权力更多的下放给市场,下放给地方,下放给社会。

  该怎么做到呢?我们总结的是要坚持几个凡是:凡是地方政府能管的中央政府不要管,凡是社会能管的政府不要管,凡是市场能管的政府和社会都不要管。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需要做到的是,要确定什么是市场能管的、什么是社会能管的、什么是政府能管的。

  简政放权到了这时候应该更清楚了,我们的第一轮已经在简政上下文章了,机构合并、人员精简就是最好的解释。到了这次,就该放权。虽然复杂程度高于简政,但真正能涉及到职能转变,这是关键所在,如果转变不好,反而功亏一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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