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病有所医当问谁?

  但如果不打破医疗行业的行政管制与行政垄断,“病有所医”的中国梦依然不过是远挂天边的海市蜃楼。

  作者:fredany

  在六月份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中国的储蓄率太高,总量达到25万亿,接近GDP一半,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讲,中国并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当然,周行长并没有点明——即使在通货膨胀前提下,普通中国人仍然不愿花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安全感。

  据统计,所谓“三座大山”严重抑制了居民日常消费,它们分别是住房、教育和医疗。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身边不难找到“一场病拖垮一个家庭”的故事。对于政府、事业单位和大型国企之外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对疾病的恐惧不仅仅来自身体的痛苦和死亡的威胁,更来自一旦患病所可能面临的巨额医疗费用。而在医疗保障几乎为零的中国农村,更是有大量患病农民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而选择放弃治疗。

  2009年春,“新医改”启动,医疗保险范围拓展,普及到农村,迄今覆盖总数超过13亿人。截至今年7月,全国范围内通过医疗保险途径购买医疗服务的局面初步形成。全民医保普及了,似乎意味着“病有所医”的中国梦已经实现,国人不用再为了可能的疾病死守存折、担惊受怕。但,事情恐怕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在城市,大型公立医院挂号艰难,药费虚高,医疗腐败现象比比皆是。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所谓的“高干门诊”、“高干病房”更是随处可见,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浪费严重。在农村,政府开设的乡镇医院医生极度匮乏,村医待遇低下处境艰难……

  于是,不少人开始将现在医院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医疗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声称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应该交由政府重新全部接管。但事实上,原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才导致了现在医疗产业的乱象丛生。

  而其表现之一,是公立医院内部行政管制严重。

  公立医院体系托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编制,等级现象严重,计划色彩浓厚,尽管大部分的公立医院财务上不再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而是通过收费的方式盈利,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实现了市场化。但,医院里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常用药品的价格都无法自己决定。政府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压低医疗服务价格,使得大量优质医生的劳动价格被严重低估;另一方面限制药品价格,规定最高零售价,甚至连每一颗药医院赚多少都要管,强制规定各级医院药品出售的最高加成率不得超过15%。

  这些管制行为,打的都是保障患者权利的旗号,但导致的结果却往往使患者蒙受更多的损失。前者人为加剧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直接导致挂号难等现象,医生不得不通过收受红包等行为弥补损失;后者导致普通药品利润率降低,医院开始鼓励医生多开高价药品保证收益。尽管收受红包、开高价药等行为道德上也许有待商榷,但政府的种种背离市场规律的管制手段,对上述行为的的确确是一种变相激励。

  市场化不彻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医疗资源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民营医院毫无竞争优势。

  根据卫生计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的公立医院有一万四千多家,占全国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二。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医院都是公立的,因此假如以床位来算,公立医院则占据了我国的医院床位总数的90%。与此同行,严格的准入机制限制了民间资金进入医疗行业,残存的事业单位等级体制,世界独有的职称评定机制以及行政主导的科研经费申报评定制度等更是严重限制了医疗人才的向民营医院流动。

  于是人们看到,尽管医疗市场化多年,但医疗行业却无疑成为了仅次于能源与通讯行业的行政垄断重灾区。

  “新医改”迄今为止已经四年有余,我们实现了全民医保,在通往“病有所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如果不打破医疗行业的行政管制与行政垄断,“病有所医”的中国梦依然不过是远挂天边的海市蜃楼。相比行政管医的种种弊端,要实现真正的医疗中国梦,“问市场”显然比“问政府”来得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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