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制度是爆炸事故的温床

  中石化这类央企,事故后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事前也缺失预防事故的激励。

  作者:吕琦

  据最新消息,青岛中石化爆炸事故已造成55人死亡,9人失踪,145人受伤。随着救援行动的展开,舆论纷纷把矛头转移指向对事故的问责。安监总局局长对此事故连发15问,质疑原油泄漏原因、不及时疏散民众的原因……中石化董事长傅玉成则连续几天冲锋在事故现场,并就此事故对逝者家属、青岛人民致歉。

  虽然引起了如此大的事故和麻烦,技术性问责铺天盖地,但最终的法律责任很难追究到中石化头上。如果是私企,出现了这样的事故,首先老板要赔到亲家当场,商誉急转直下、企业保不住,法人需要蹲监狱。比如08年以前的山西煤矿,许多私人煤矿由于矿难而纷纷破产。国家更是以私人煤矿事故频发、乱象迭生为由大力推进山西煤矿的国有化。

  但发生在央企巨头的中石化头上,这类事故的问责很可能又是雷声大雨点小。中石化领导人傅玉成未必会辞职,就算辞职了也未必会蹲监狱,蹲监狱了也不用自己给受害人赔钱。

  2003年重庆开县特大井喷事故,243人罹难,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2011年7月,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炼油装置发生泄漏起火,11人相关责任人被给与党政纪处分;2010年,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7.16火灾”,事件发生后,14人被给与党政纪律处分……所有这些事故,最后的责任追究都是轻描淡写地警告、处分、降至、赔钱,根本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说白了,私企和国企在事故方面,面对着两套完全不同的问责机制。国企产权人不清晰,又由于政策法规上给与的特权地位,使得国企在发生侵权纠纷时很容易卸责,或者说找不到明确的受罚责任人。

  同样,由于国企的产权结构,不仅导致事故后无法追究责任,且事前也没有预防事故的激励。对特大矿产行业来讲,安全投入是生产投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的安全投入并不是自觉的,由于盈利驱动,企业必须使得安全投入和生产投入相辅相成。可是国有企业的制度促成、诱导了大量企业的短期行为。在不完善的企业“领导任其制度”下,国有企业往往陷入安全收益被遮蔽的利益陷阱,不舍得,也不可能在安全预防事故方面有较大、充分的投入。更多时候,为了创造业绩,“花钱买进度”“勇争第一”成为了国有企业的驱动指引。

  比方说,山西煤矿被大幅国进民退之后,矿难事故并没有减少、甚至更多,从许多新闻报道中得知的现象是,国营化的煤矿在安全机制和预防机制上反而不如之前的私人煤矿。且安全措施不到位,隐瞒矿难。如果真能严格按法律来查处,那么矿难发生的可能性才会真正大幅降低。以私企转国营来降低矿难事故完全是浇油灭火。

  同样地,面对中石化的这类特大事故,我认为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来追究中石化的刑事责任。就长期制度而言,还要尽快推进中石化的私有化措施。如此,才可以不仅在事后问责,且在事前预防方面真正降低类似事故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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