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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改委的反垄断权力应该分散
  • 用分权放权限权消除部门集中腐败
  • 《反垄断法》应以反行政垄断为重点
  • 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有经济“新常态”
  • 海南发展速度超平均值是因为生态好
  • 海南力求竞猜型体育项目落地
  • 建立与“新常态”适应的法治

迟福林

迟福林

迟福林,1951年8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访谈背景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中国应走怎样的法治之路?今年被发改委频频祭出的《反垄断法》存在什么问题?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应怎样转型?经济“新常态”和法治是什么关系?就这些问题,搜狐财经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改革战略研究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请他解读中央的两大举措。

发改委的反垄断权力应该分散

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大家都对依法治国和法治经济讨论的比较多,我想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向您请教。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为什么这么说?

迟福林:

  中国整个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我们想创造一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格局,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可是在我们整个改革尚不到位,有一些领域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在垄断性的问题应该是公平竞争中的突出矛盾。我垄断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我们属于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尽管有进展,没有多大实质性的突破,比如我们在能源、电讯、电力,现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在反垄断上不仅存在着某些自然性垄断的问题,市场垄断的问题,而且也有一些行政垄断,这是第一。

  第二,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大家对教育、医疗这些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发现在服务领域里,行政垄断还是突出矛盾,这个突出矛盾对服务业适应老百姓的消费需求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第三,我对垄断的监管尚不到位,尤其依法防治上不到位。既然反垄断是我们实现公平竞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从现实生活中又构成我们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中的一个突出矛盾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反垄断以及和反垄断相关联的市场监管的问题,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建立法治市场中,最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您怎么看今年发改委对奔驰等外资车企的一系列的调查、罚款?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扩大了发改委的权力?

迟福林:

  这件事我想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发改委在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价格垄断上采取谈话和反垄断措施,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是必要的。确实存在价格垄断的问题,发改委作为价格的主要管理部门,它有责任来做这个。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发改委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下放权力的同时,是不是要把它的主要职能转到事中、事后的监管上。发改委是我们国家经济生活中最核心的部委,它在整个下放权力、改变审批制度以后,主要精力应该着重做两件事,一个是怎么做科学的中长期规划,一个是怎么有效的实现宏观调控和宏观政策,尤其是宏观政策的稳定上性,这两件事搞好了,对于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十分重要。而且我认为这是发改委职能转变以后所要着力注重的两大主要职能,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监管上。

  当然,现在价格管理权力还在发改委,也可能它现在对于这种市场的价格垄断进行必要的行政措施,是阶段性的事情。从中长期看发改委要转型。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一个问题,无论谁去做,像发改委这样做,未来要走向法治性的监管,提高公开性,提高监管法律的权威性。

用分权放权限权消除部门集中腐败

您一再呼吁把监管权和审批权分开,您觉得哪个部门或哪个行业可以成为突破口?

迟福林:

  从几年前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一个大问题,实行行政范围内合理分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首先是相互制约的,然后才能相互协调。三权合一不仅不利于整个权力的行使,致使权力结构不合理,而且还是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一个重要的条件。

  现在已经证明了,为什么有一些部门集中出问题?就是权力太大。分权是大前提。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一再主张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大概六个字:分权、放权、限权。

  放权,我们这一两年行政审批改革为重点,简政放权为主要目标,这样已经走了一大步,但是行政范围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设尚未破题,更谈不到到位。

  限权就是权力监督权力、社会制约权力,而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结合才能走向法治化限制权力,把是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现实的问题在于,国务院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如何把审批权和监督权应该适当的分离?在我看来还不是哪一个部委做突破口的问题,是我们普遍面临着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务院各部委,各主管的决策部门,教育应该是全国教育的最高决策部门,卫生应该是卫生最高的决策部门,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都应该是这个行业、这个方面的决策部门。但是由于现行体制的掣肘,这些部门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执行层面,放在监管层面,这样使得决策的科学性、决策的有效性、决策的效率性就会大大折扣。

  我的看法当然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如果拿部门为例,国家发改委应该说最为突出。它的决策权,中长期规划、宏观政策决策权最有突出,而且它的项目审批,除了下放权力,有的应该建立独立的部门,像价格应该依法建立独立的价格管理部门,而不应该成为发改委的主要职能之一,这都是有待下一步整个权力结构调整中要着力解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带有普遍性,而且越快解决越好,在行政审批改革以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跟行政审批改革相衔接,使得我们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反垄断法》应以反行政垄断为重点

您曾经建议把反行政建议作为反垄断的重点,您在演讲中提到修改《反垄断法》,这个修改《反垄断法》是不是应该把这一点修改进去?

迟福林:

  是的。第一,我们在经济生活中一些垄断问题,实质上是跟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尤其在服务业领域中,行政垄断永远是一个突出矛盾,所以我们的反垄断从中国的国情看,重在反行政垄断,重在开放市场,重在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第二,我们《反垄断法》要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进行一些必要的修改,《反垄断法》的完善有利于推动中国下一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新格局的形成。

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有经济“新常态”

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您是怎样理解“新常态”的?

迟福林:

  我以为处在中国的增长转型和改革的关键阶段,“新常态”不仅是一个速度,更是一个结构。所以我提出,中国要走向经济“新常态”,应该是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如果能形成以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这样就会在十年左右,比如6.5到7.5的增长速度能够形成新常态。

  如果形成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我们扩大就业就能形成“新常态”。因为服务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而这一两年的实践证明,服务业的提高对于扩大就业是有极大的拉动作用。

  第三,这也会形成利益结构的新常态,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有专业知识的白领,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必然引起一些结构性的政策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比如教育结构要调整,你不能培养大学生找不着工作,应该更多的加快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和需求相适应的职业教育。

  税收制度也要改革,要建立消费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改革。财政政策要改革,未来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尽快建立起来。

  我理解从中国的转型、改革的趋势出发,只有建立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初步形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形成中长期的经济“新常态”。

说到新常态,林毅夫教授过去经常说中国还有8%以上的经济增长潜力,现在您又提到发展服务业,您是怎么看这8%的增长潜力?如果大力发展服务业,这8%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吗?

迟福林:

  大家对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增长潜力有不同的判断。在我看来,中国无论从扩大内需还是整个未来经济增长转型来看,可能我们潜在增长率在6%到8%。我不一定以为一定是8%,但是它的区间可能是6%到8%。

  问题在于,我们只有形成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经济大国向服务业经济大国的转型、初步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格局,可能这个经济增长未必是8%,也可能是6.5%到7.5%,但是这是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增长态势。

  第二,我们这时候强调6.5%到7.5%,就给转型改革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们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说非要保持8%不可,而是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为增长奠定一个基础。如果我们眼睛仅仅为了保8%,这种会以短期的增长压力来掩饰了中长期转型改革的问题。这时候要从保8里出来,我们要更多看到增长改革高度融合,没有转型增长很难持续。

  当然,没有改革,转型很困难,所以只有把转型改革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我们增长潜力的释放才是一个可持续的趋势。

海南发展速度超平均值是因为生态好

您怎么看海南的发展?现在海南的经济增长速度挺好的。

迟福林:

  今年是9%。

还是一个挺好的数字,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迟福林:

  我在海南待了马上27年了。27年前来海南,那时候的落后状态,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人才严重不足,建了特区以后,经济有比较快的增长。当然由于多种因素,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海南面临着很多的困难。

  进入本世纪以后海南逐步从恢复增长进入到两位数的增长,在中国整个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略高于全国,9%左右的增长速度,应该说很不容易。

  一方面,得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给人们带来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机会。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增长转型给海南带的历史机遇。

  比如我们1990年代中期前,海南所谓房地产泡沫,那时候房地产泡沫是办公房,没有几个人到海南买房子。今天,全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海南,不再是办公房的问题,这个历史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所以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给大家体规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过程中,在整个进入消费的新时代的过程中,海南发展以旅游为重点的服务业提供了很多机会。下一步健康产业也将成为整个市场发展前景最好的,这都给海南提供一个的机遇。

  随着这些事物的发展,未来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选择,会选在生态环境好,生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较发达的地方。将来再过一些年,海南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比较好的选地。美国的硅谷没设在纽约,设在了旧金山,为什么?那里的环境更好,人才能够相对集中。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历史机遇,这个地方未来的发展前景应该说越来越好,我对这一点充满相信。当然这取决于海南在转型改革上能不能尽快的抓住机遇,有一些实质性的突破。

海南确实潜力无穷。您觉得海南是不是符合您刚才的观点,服务业占的比重比较大,是这种情况吗?

迟福林:

  现在海南服务业高于全国大概2到3个百分点,我认为远远不够。第一,他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为发展服务业提供了好的机遇。另一方面,海南处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刚刚4年、还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我认为未来的“十三五”,如果全国服务业在55%左右,海南的服务业可能数字会比全国要高。海南的服务业发展,第一,发展的速度大有潜力。第二,结构大有潜力。第三,市场大有空间。所以海南的服务业发展,尤其像未来健康产业的发展,未来信息为重点的高科技的发展,包括大数据,随着条件的改变还是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所以海南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

海南力求竞猜型体育项目落地

说到服务业,很多人对海南的博彩业都非常关注。以前传言说海南会放开博彩业。据您所了解,以前中央政府有这样一个计划吗?后来为什么停下来了?

迟福林:

  这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议论。第一,不存在原来中央政府有这个计划、后来停下来了,不存在这个事情。第二,只是给海南国际旅游岛一些具体政策上提出,可以海南探索试行体育竞猜型的体育项目,所以海南目前这方面的政策并没有收。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需要有条件。你要搞竞猜型、大型的国际赛事,可能需要一些条件。我想可以创造条件。未来海南条件具备了政策就可以落地。但是不存在我们说原来有博彩业,现在停了不让搞,以后还要搞,我想政策决策方面没有这个意图,海南本身政府也没有这种申请。只是在落实国际旅游岛政策、发展竞猜型体育项目上需要创造条件,使得它尽快能落地。

这么多人关注海南的博彩业,是不是说明大家有一种看法,确实海南适合发展博彩业,旅游人口多,气候条件也好,大家在这儿玩儿的很舒服。

迟福林:

  谁都可以说。西部说我们最适合发展博彩业,美国在西部发展,为什么大西部不能搞?这些看法都是站在局部上的看法,我不大赞成这样的看法。不一定有人群的地方就适合发展,说大西部为了吸引人群也要发展,可能这些议论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一厢情愿。

现在上海在搞自贸区,现在听说天津也在搞,广东也要搞,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在贸易的自由程度上,跟自贸区比,您认为好于自贸区还是比自贸区差一点?以后会不会有更大的突破和变化?

迟福林:

  海南的自贸区,未来的考虑跟现在的说法有很大的差距。考虑海南的未来,要放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考虑。海南如何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南海合作基地上扮演重要角色?服务于这样一个大局,考虑如何推进,有利于南海的合作开发上。

  如果从这方面考虑,我作为一个学者建议,未来海南完全可以发展自由空港,面向东盟,面向南海,服务于南海。比如我们杨浦,未来可以作为海上的油气资源的储藏、加工、交换的基地,有利于南海油气资源合作开发。

  海南未来的自由贸易程度,既取决于我国在亚太区域的自由贸易进程,又同海南自身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着的南海合作基地的地位和角色相适应,这是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大前提。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这样考虑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视野。

建立与“新常态”适应的法治

现在大家在说“新常态”,另外在说法治经济,“新常态”和法治经济是什么关系?

迟福林: “新常态”的基础上要求法治保障。我想这是两个不同范围的事情。经济的“新常态”需要法律保障,我们的立法要同“新常态”的趋势相适应,推动这方面的立法,这一块上我想可能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探索如何走向经济“新常态”、如何形成一个未来中长期的经济“新常态”。与此同时,我们从法律层面来考虑,如何主动适应并且提供法律保障。

您多次呼吁司法体制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对于这一次四中全会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决议,你有什么看法?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司法、导致司法不公的情况会得到缓解吗?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能得到尊重吗?

迟福林:

  这一次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最大的亮点,或者最大的亮点之一。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社会生活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核心的问题是司法体制改革。吃了被告吃原告,这样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司法体制。

  这一次中央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司法体制改革亮点诸多,体现了我们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提升专业化的基本要求。不但体现了这个精神,而且有许多的亮点。比如建立巡回法院,两年前我们就给中央的建议建立巡回法院。

  我想司法体制改革的落地还有一个过程,如果中央现在这些改革的举措能够落地,可有利于实现一个大目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其次,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地方和领导干部插手法律问题、而且经济案件和地方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渴望在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提升专业化方面有一些重要的突破。

(采访者:邓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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