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猎人”

摘要:发改委反垄断局开出4份罚单,总金额就高达23亿元。在2013年,发改委反垄断局的反垄断制裁处罚高达31.25亿。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和他的团队,无比地坚信自己的“国家使命”,这200人左右的队伍,以《反垄断法》,让各大公司们战战兢兢。一旦强化“反垄断权”,发改委所在的北京月坛南街38号仍会是企业们敬畏的地方。

发改委
发改委

  北京月坛南街38号国家发改委主楼7层,靠南面的几间办公室,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以下简称发改委反垄断局)的办公室。最近,他们很忙。

  近日,该局对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合计罚款12.354亿元。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

  在之前,中国反垄断罚单的最高纪录是去年8月7日由该局向多家奶粉企业开出的高达6.68亿元的罚单。此外,该局还开出过多笔大罚单:给茅台、五粮液开了一张4.49亿元的罚单;去年1月,向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六家大型面板生产商罚款共3.53亿元人民币;对违规乱收费的64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实施经济制裁总额8.25亿元。

  单是这4份罚单,总金额就高达23亿元。在2013年,发改委反垄断局的反垄断制裁处罚高达31.25亿。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调查处罚领域横跨电子产品、黄金、汽车、酒类、奶粉等等等等的部门,人员是如此之少。根据公开资料,2011年8月初,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价检司)得到中编办的编制批复,升格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机构人员编制增加20个,达到46人,处室增设三个,分别为反价格垄断调查一处、反价格垄断调查二处和竞争政策处。

  在价监局扩编的同时,国务院也批准了8个省市对各自的价格反垄断部门进行扩编,总计150个。其中3个省的价格反垄断机构设在当地的物价局,其他5个省市则设在发改委,但统一归国家发改委价监局指导和协调。

  这200人左右的队伍,以《反垄断法》,让各大公司们战战兢兢。

  “猎人”

  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1965年5月出生,福建永春人。 1980年9月至1984年7月,杭州商学院商业企业管理系计划统计专业学习。1988年担任国家物价局机关团委书记,1993年担任国家计委价格管理司收费管理处副处长后,一直从事在计委(发改委)系统从事价格管理工作。

  据说,许昆林私下待人亲和谦虚、直率真诚。他在价监局的同事,也大都如此。这与他们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的强势形成鲜明对照。一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咨询组成员说:“许昆林很率直,很有思想,愿意学习,也很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办事也讲究方法,既懂业务,也很懂政治。他很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反垄断执法做点贡献。如果说他的缺点,可能就是性格比较直,也比较急,他做很多事情,都想尽快推进。”

  许昆林和他的团队,无比地坚信自己的“国家使命”。在办公室里,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材料、专业书籍和专业文件。虽然他们调查的行业极其广泛,他们也不可能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但他们说,“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消费和生活环境。”

  正是这种“国家信仰”,他们经常事前不通知,直接冲进被调查的公司办公室进行突击检查,封锁电脑、拷走数据,以至于引发执法程序合规与否等质疑。

  但是反垄断局显然有一股“强大的自信”来抗拒外来的质疑。他们说,难道我们要在调查一家公司之前,先通知他们说“我们要去调查你了,好好准备一下吧”这样的话吗?如果真这样做的话,要是能查出案子来才怪!

  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宣布对美国高通公司启动反垄断调查,像以前一样,他们突查了高通在中国的办公室,并拷走了高通办公室电脑里的部分材料和数据,以作为证据。2014年8月4日上午10点左右,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小组突击查访位于沪靑平公路989号的奔驰上海办事处,多名奔驰高管被约谈,办事处内多台电脑被强行检查。

  他们承认,在一些方面,有些部门确实比他们做的透明得多。但他们同样辩称“那些部门透明的同时也没有形成有效的战斗力”。在反垄断局,调查案件的多少、重大程度,甚至时间长短、工作效率等,都是他们衡量“战斗力”的标准。

  他们宛如猎杀猎物一样对准目标企业。他们会表扬一位完成任务的官员说,“你真行啊,自己一个人就把他们拿下了”,或者,“真不错,只用了几天就把他们制服了。”

  在重重压力之下,高通全球CEO史蒂夫·莫伦科夫赴华拜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高通公司总裁还分别在今年4月3日、5月8日、7月11日三次率团队到访国家发改委。受垄断调查消息影响,高通公司的股价一度跌6.65%,报76.17美元,市值蒸发近百亿美元。

  世界巨头在手握重权的反垄断局面前都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有的甚至主动做起了“污点证人”,更不用说诸如奶粉、酒企之类的企业。

  央企“猎物”?

  纵观反垄断局的“反垄断”却鲜有反到人们通常意义所说的“垄断企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央企等。

  2008年1月,法律人士郝劲松曾记录下他“混入”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向发改委发难的场景:

  “我手里举起发改委给我的答复函,开始讲话:曹长庆司长,你好,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郝劲松,今年1月4日,我向国家发改委书面申请要求旁听这次手机漫 游费听证会,1月16日,国家发改委给了我书面答复.答复函上说:受会场条件限制,无法安排您旁听会议.我刚才观察了这个会场,可以容纳200个人,而实际参加听证会代表不到50人,关于受会场条件限制”的说法,我认为国家发改委在撒谎,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曹长庆保持了沉默,许昆林大声说:我们是面向记者开的新闻发布会,你不是记者。我针锋相对:我是公民,也是记者,互联网就是我发布信息的平台!许昆林愤怒的脸转向了会议室门口的保安,大声斥责:保安们是怎麽把门的?!怎麽什么人都能放进来?!说着,三位官员站起来迅速离开了会场。”

  随后郝劲松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国家发改委行政违法,理由是申请旁听手机漫游费价格听证会而遭发改委拒绝。

  3年后,当反垄断局成立后终于对电信联通发起反垄断调查,主要就是这两家企业在ISP介入市场实行歧视定价,向主要竞争对手收取高额费用。当时有市场人士分析如果发改委最终判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垄断行为成立,有可能对其违法收入的1%到10%进行处罚,预计处罚金额最高将达10亿元左右。。

  学者王晓晔曾受邀看过这起案件的证据,她认为“办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时王晓晔对案子的结局表示担忧,因为三家反垄断行政机构均为司局级,而央企往往都是部级。王晓晔称,“让一个司局级的单位去调查一个部级单位,能办到吗?”

  但也有学者此持有异议,那就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张昕竹。2011年11月11日,张昕竹曾在《东方早报》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电信反垄断案反思:产权改革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当时的电信反垄断案发表了评论。在文章中,他对于发改委反垄断局在央视上公开宣布对于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反垄断调查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有绑架舆论之嫌。

  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张昕竹甚至公开表示反垄断局的此举“不是仅仅从反垄断联系,更多和政治经济的联系。”

  同时,与其他被查处企业大多乖乖低头认错的姿态不同,这起国字头央企反垄断案却遭到被调查者的强势反击,其通过下属《中国邮电报》等媒体连续发起对发改委调查的质疑。当时许昆林饱受压力,但也有同事刺激他,“如果你不把这个案子查下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你就是个怂包!”

  到了2011年12月初,发改委反垄断局宣布“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已经与国家发改委进行了充分沟通,两家公司认错并承诺整改,国家发改委将中止对这两家企业在宽带接入上的反垄断调查。”2014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价格监管与反垄断工作新闻发布会,许昆林表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因为价格歧视和互联互通质量差导致缺乏竞争遭到调查,目前已经整改。他说“从报告和初步了解的情况看,互联互通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大家上网可能有所体会。”

  不管如何,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躲过了10亿的罚款,以“整改”顺利过关。到了“高通案”时,张昕竹再次与反垄断局“唱反调”,但这次,他被以“身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却收受高通600万而出具有利高通的报告”为由被辞退,发改委甚至建议张昕竹所在单位将他开除。张昕竹否认收受600万,高通也做出了解释。

  专注于电信行业研究的张昕竹曾抱怨“石油行业、成品油行业,现在由于上游的控制,对于下游民营企业拒绝交易,反垄断很容易,但是没有选择它”。

  而据王晓晔的了解,发改委其实在过去两年中曾调查过国有商业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等案子,但未见公开消息宣布。

  2013年9月,许昆林在参加央视财经《对话》节目时曾表示“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下一个目标会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石油、电信、汽车、银行都在调查视野之内。”

  如今,电信、汽车、银行都有过调查,下一个,该是石油行业了?

  “狩猎权”

  有直接参与地方反垄断的人士私底下对媒体透露,发改委拿进口汽车“开刀”,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国务院级别的高层“让发改委查一查中外汽车差价的问题”。

  高层的“钦点”,如虎添翼。在现行体制下,除了发改委反垄断局,还有另两个反垄断机构分别是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和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在反垄断立法时,最初主要由商务部推动,工商总局只是提了个意见,发改委当时也不是特别积极,还一度传出发改委打算放弃这个权力。

  一开始“反垄断”最积极的是商务部,两年就受理了140多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申报案。但郭京毅一案很快令商务部的反垄断执法陷入尴尬。发改委后来居上,原本三者各司其职,难免有业务重叠之处,但现在,发改委反垄断局以数次高额的罚单领先。

  然而,价格的基础是供求关系,以中国庞大的新贵阶层和机关采购的“胃口”,豪车价格高高在上并不奇怪。更何况,中国的品牌服装、洋酒、户外用品等等的价格都远高于国外,以价格高低作为判断标准,着实需要商榷。在移动芯片领域,英伟达、华为等都有替代产品,但高通遥遥领先,更多的也是源于产品和技术,以至于虽然条件苛刻,但厂商依旧追捧,供不应求。

  8月13日,中国欧盟商会就发表一份声明称“调查必须不对结果做任何预判,接受调查的企业也必须被保障充分享有辩护的权利。”

  曾参与研究制定《反垄断法》但退出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是市场竞争的本质。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最后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今年3月就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收到若干旨在重组发改委的相关提议。发改委的审批权历来被众多经济学家批评,随着越来越多的审批权被废除和下放,发改委在审批环节的权力将减少,但与此同时,反垄断角色将不会削弱,反而会更加强化。

  许昆林在今年2月曾表示,“建立相对比较超脱的,就是相对独立的、有权威的或者是强有力的、统一的反垄断机构,是一个趋势。国际上反垄断机构多数是一家。”

  一旦强化“反垄断权”,北京月坛南街38号仍会是企业们敬畏的地方。

  (综合中新网、新华网、第一财经日报、投资时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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