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不只是抓周永康,政府削权更重要

  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件很艰难、很复杂的事情。它不是简单地抓“周永康”,也不是大家都守“规矩”就万事大吉了,对“规矩”本身的追问也非常重要。

  作者:邓新华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除此之外,全会还从立法、司法以及法律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目标。

  执政党愿意用法律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这是很多老百姓乐见的。老百姓早就希望官员依法办事。中国人做事喜欢讲“规矩”,依法治国,目前被理解为依明面的“规矩”——立法来治国。

  李克强总理多次把法治用一句话来概括: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对“规矩”的这一理解,比起过去“规矩”模糊的年代,是巨大的进步。

  但是依法治国还不仅于此。依法治国,关键是依什么法。讲“规矩”很好,但比讲“规矩”更重要的,是讲什么“规矩”。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法要合乎天理。如果不合乎天理,立法就应该改变。什么是天理?天理包含的内容很多,但经济规律肯定是不可违抗的天理之一。

  在中国的法条中,还有很多法,赋予了一些部门太大的权力。比如,发改委什么都可以管。价格、产能甚至空气,全都可以管。如果仅仅依据“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人们根本无法指责发改委。发改委官员大可理直气壮地回答:法律确实授权我们管这些了啊。你认为不应该管价格,他们会说他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你认为不应该因为大企业在竞争中胜出就对它们管这管那,他们会说他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再拿计生部门来说,计生部门对中国的老龄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它的行为却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在改革之初,很多企业家被依“投机倒把”罪逮捕,那也是“依法判刑”。假如把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政府、老百姓都要守“规矩”,而不去追问“规矩”本身是否合理,那老百姓还没有办法摆脱不当的法条之害。

  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可谓切中要害。

  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希望这一段表述,能够推动依宪法削减政府权力。其实,依据宪法来审查部门法还不够,宪法本身也需要审查。

  四中全会公报还提到“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这有助于提高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但从立法角度来说,优秀的经济学者也不可缺少。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法学专家其实是不断受到经济学者的影响的。比如反垄断法,就是经济学界产生了错误观念,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竞争是在帮助市场实现完全竞争,然后法学者受到影响,支持反垄断立法。在美国,反垄断法是完全不符合美国宪法精神的,但被污染了的法学者却忘了这一点。但是,后来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反垄断法的错误,法学界却还难摆脱成见。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件很艰难、很复杂的事情。它不是简单地抓“周永康”,也不是大家都守“规矩”就万事大吉了,对“规矩”本身的追问也非常重要。也不是所有的成文“规矩”都好过非正式“规矩”,很多时候,非正式“规矩”比成文“规矩”更好,影响也更大。

  中国改革的成果,有很多是非正式“规矩”促成的。比如小企业“包税制”,不见于任何成文立法,但却帮助很多小企业减轻了税负。这些非正式“规矩”无形中约束了政府权力,如果能在依法治国的浪潮中得到成文法的确认,就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更稳定的约束。这一点上能做得如何,只能边走边看了。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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