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涨工资可以 但隐性福利怎么说?

   公务员工资调整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争议的热点,在一些声音的努力下,中央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上调基层公务人员的基本工资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显然,代表们在财政公开这个问题上建树不多,只谈及“优化工资结构,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关于隐性福利却依然是避重就轻。地位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委员们“敢”与“不敢”的矛盾。

  作者:刘吉伟

  《人民日报》3月2日官微发出微评:“代表委员沉默,就是人民失语”。“如果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称是,人民民主如何体现?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何惧观点交锋?”崔永元:“说得很中听。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

  为何不敢说?又有何不敢发?不敢说和不敢发显然都是表象,说明白了还是对特权的畏惧。就拿报道两会这事来说,若记者们不察言观色,稍有不慎,要么被政府请去喝茶,要么被网友唾沫淹死。还有没有第三条出路?有,投其所好,谁也不得罪,但这样做媒体不会喜欢。所以申纪兰在这方面一定是楷模,驰骋两会六十载,将这种平衡演绎到极致。

  两会上的平衡也就是达到自己最舒适的一种状态,既维护了自身利益,又上不得罪政府,下不开罪人民。与其谈敢与不敢,不如说想和不想。

  公务员工资调整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争议的热点,在一些声音的努力下,中央已经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研,上调基层公务人员的基本工资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联系到此前关于养老制度并轨以及延迟退休的争论,给基层公务员加薪似乎就顺理成章,皆大欢喜了。不过显然,代表们在财政公开这个问题上建树不多,只谈及“优化工资结构,解决灰色收入问题”,关于隐性福利却依然是避重就轻。地位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委员们“敢”与“不敢”的矛盾。

  在经济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现象更为明显,轰动一时的吴英非法集资案曾引发全国范围针对金融改革的激辩。追溯到92年邓小平南巡,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自由,鼓励调动国人的创业精神。吴英案则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自由,即使在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的情况下,其财产仍然被强制拍卖,融资反倒成为一种特权。张维迎曾说“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天明集团董事长姜明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署名的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的议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案提出的“废除死刑六大理由”与张维迎的角度切入不同,该议案没有继续在是与非的问题上纠缠,而是从法律角度,对这样一种现象争取“宽大处理”的纠偏。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是建立在特权基础上,这个本质却没有被提出来。权利不平衡是市场化改革最大的阻碍,特权不破,改革永远停在深水区。

  不敢与不想说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总量司司长刘炳江。在3月4日下午民建界别小组讨论中,刘炳江好几次想结束发言,都在其他委员不停的追问中失败了。他也坦言在外面不敢说自己是环保部司长。然而,在环保领域不仅仅只是雾霾“不可说”这么简单。去年镉大米牵扯出主产区土壤重金属污染事件,结果也只是整顿了几个大米品牌,对于有律师要求公开相关调查数据的申请,环保部以“国家机密”为由予以拒绝。实际从法律意义上说,这项数据并非国家秘密,我们有知情权。环保部“讳疾忌医”的做法,实乃信息不平衡之典范。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这次政协开幕上的讲话就谈到: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委员们若个个敢说,个个多说,是不是就代表人民了?我们的选举制度是不是本身也有问题?有多少人是活了几十年没见过选票长什么样的?

  数据显示,2014年共有2981名人大代表,官员数量最多占将近40%的比例;其次是企业高管,占24%;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但在全国人口结构中,基层工人以及农民的数量却占据了95%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从选举到最终的代表结果,弱弱地问一句,这样是否真的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

  打破这三种不平衡才有可能体现民意。而政府、媒体与民众的关系就像“肉夹馍”,媒体被夹在中间。政府只管难不难做,民众只管好不好吃。媒体这个夹心肉好做也最难做,如果代表委员说了,媒体也要考虑能不能报。

  (作者系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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