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愁死人:墓地贵过房产

  墓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极为相似,都面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管制,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市场开放程度更低,有的地方是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直接经营。开发程度低,经营效率低,自然也会推高墓地的价格。

  作者:吴建华

  清明节来了,城市墓地价格昂贵,甚至墓地单价超房价的现像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有记者调查发现,现在一些城市墓地每平方米价格远超过同区域的房产,比如,在上海嘉定区的“青竹园”、“长安墓园”等地方,占地一平方米左右墓地售价约5万元至8万元,而今年初嘉定区新开楼盘价格水平多维持在1-2万元/平方米的区间,墓地单位价格是房产的4-5倍左右。

  而墓地的租期是20年,房地的租期是70年,以年均单位“居住”费用计算,墓地是房产的14-17.5倍。看样子死不起也并非耸人听闻之言。

  众所周知,在大城市里,房价的主要成分在于地价,土地供应有限或人为制造短缺,是引起房价过高的重要因素。这一逻辑在墓地市场里同样适用。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政府为了有效解决死人和活人争地问题,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推行殡葬制度改革,禁止土葬,改为火葬。一般而言,这一政策在土地紧缺、文化较开明的大城市接受度越高,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基本已实实现百分之百的火葬。

  人死火化,装进一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按理说占不了多大地方,为什么价格会高到人们惨呼死不起的地步呢?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这个充满政府管制的行当,土地供应量低和使用效率不高。

  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知道,同样是火葬,骨灰存放于骨灰堂,与入地为安占上一块独栋土地,其价格相差巨大。单从《北京市殡葬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一览表》来看,前者是50块前每年,后者年租金是1500元/每平米,价格相差30倍。

  这一差别,通俗的说就是人死了是住高密度楼房还是住独栋别墅的差别。而作为墓地的唯一供应方,供地是否充足?是选择多建独栋别墅,还是多建高容积率的楼房?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市场管制方的经济逻辑往往是通过制造短期,来证明管制的必要性和权力的含金量。去过墓园的人知道,在很多经营性墓园里,单独占地的墓穴相比集中存放的骨灰堂占地多得多,甚至在城市一些相当偏远的郊区,墓园以占地大,装修豪华的墓穴作为主打产品招徕顾客。

  我们还常常看到殡葬管理部门官员贪污、受贿被查的案例,其中较为显著的有2010年,河南省登封市民政局殡葬所长耿新有因贪污62万被判12年。

  墓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极为相似,都面临政府对土地供应的管制,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市场开放程度更低,有的地方是由民政部门所属的国有企业直接经营。开发程度低,经营效率低,自然也会推高墓地的价格。

  当然,我们不能假设政府部门对“死不起”问题一无所知。事实上,这些年人们常常也能看到,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两个主管部门对于墓地价高,殡葬服务收费高等问题三令五申,出台不少文件,大多是要求实行政府指导价格,价格要公示,上级要检查的管理模式,而没有直面供应不合理的真正问题。

  如果真的想让价格下来,多建高容积率的骨灰堂,少建占地多的独栋墓园,并大力推行殡葬行业市场化竞争,墓地和丧葬服务价格自然会下来。只不过这不一定符合管制方的利益最大化。

  政府已经不自觉地习惯于商人角色太久了。最近有消息称,由于经济不景气,海南的房价下跌压力巨大,当地政府已约谈开发商,以后要停建小户型、高容积率的项目,转而多建低容积率的高端房地产。对于深度参与微观经济的政府而言,如果墓地价格下跌,相关城市政府是否是也会有类似的“高招”呢?

  大呼死不起的人们,你们是否愿意接受更平民化的骨灰堂,而不是不切实际地向往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占一块独栋墓地,这是价格高昂的需求基础。

  而作为倡导“厚养薄葬”的政府,能否克制自己的逐利冲动,增加土地供应效率,让行业回归市场,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只有这样两方合力,才能真正解决“死不起”的难题。当然,由于独栋别墅式的墓地供应减少,今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占上一二平方米的墓地,将变得更加昂贵和奢侈,不过,那将只是极少数高端人群的需求,与民生大体无碍。

  以寸金寸土的香港为例,90%以上的市民选择火葬,殡葬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骨灰存放地,从两三千元的一个骨灰龛到几十万元的永久土葬墓地都有,供需两端都能由价格调节。所以香港虽然也有天价墓地,但市民却不会高呼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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