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经济圈不是乾隆规划出来的

  京津冀经济圈规划提出后,地方官员盯着的是北京往外转移功能,而不是盯着市场化改革,这其实还是指望行政配置资源。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权力分杯羹的思路,难以形成分工细密、协作紧密的真正的经济圈。政府想推动地方经济圈发展,应该更多地放开市场,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各种经济圈、经济带。

  作者: 邓新华

  “乾隆下江南”是民间戏曲中常见的戏码。乾隆、江南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让人感觉自然而然就能出戏。民间戏曲这样安排,还有一层心理,就是认为即便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对江南也是羡慕、向往的。江南是独立自发的江南,而不是皇帝搞出来的经济圈。

  “江南”这个词,含有丰富的意蕴。如果用它的狭义范围——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吴语区来说,它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文化概念,还是经济概念。一说到江南,过去的人们就会想到鱼米之乡这个词,想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似乎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个大粮仓。其实,这个印象是错误的,起码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它就已经是错的了。

  因为,康雍乾时期的江南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而是变成了轻工业区和蚕桑、棉花经济作物区。中国的粮食主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南、湖北,民间谚语也已经变成“湖广熟,天下足”。

  与此相似的人们是对珠三角的印象。人们对珠三角的传统印象也是农业区,实际上,这个时期的珠三角也跟长三角一样,变成了轻工业区和经济作物区。倒是人们印象中荒僻落后的广西,成了广东最主要的粮食来源地。

  长三角、珠三角的这种经济分布,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格局。但是这两大经济圈完全不是康雍乾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历史学者黄宗智曾提出“内卷化”说,意思是长三角人口增长但资源有限,因此边际产出下降,经济增长停滞。而学者高王凌的研究则表明,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增长使得中国进行了产业格局的大调整,分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进行,在小区域内则更加细化,很多地区得到开发,生产效率提高了。这种全国范围内的结构大调整是任何皇帝、官员都意想不到的。

  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下政府也搞了很多产业规划,但那是低效的规划,是靠政府调集资源维持的。比如东北重工业区,改革开放后就被证明不行了。

  深圳特区看起来是政府规划的成功,其实,划出改革特区只是为了减少意识形态阻力。政府并没有规划深圳的发展,而只是给了深圳更多的市场发展空间。深圳的成功其实还是市场的成功。

  今天,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政府倡导的概念很流行。但是,政府基于某些目的,规划经济圈、经济带,并不能与自发秩序相抗衡。

  长三角、珠三角从农业区变成轻工业区,这种特色经济圈的形成,和这两个地方的人的市场意识强有关。康熙、乾隆们只是在人口压力下放松了经济管制而已。而京津冀圈内,市场意识较弱。京津冀经济圈规划提出后,地方官员盯着的是北京往外转移功能,而不是盯着市场化改革,这其实还是指望行政配置资源,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权力分杯羹的思路,难以形成分工细密、协作紧密的真正的经济圈。

  政府想推动地方经济圈发展,应该更多地放开市场,让市场自发地形成各种经济圈、经济带。自发的经济圈、经济带在其形成之前,是人们无法预见的,而在其形成之后,人们则会发现这种自发秩序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因为,市场最知道应该如何分工,完全不需要政府去督促京津冀圈、长江带等“加强协作”。相反,政府指导的分工则是不合理的。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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