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不出中南海多因不能解决下面问题

  我们有很多经济政策都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策跟地方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因为一个方案设计得再好,如果它解决不了下面的问题,那这个方案其实就没有价值。为什么在今天情况下,很多东西必须由中央部委来设计,为什么不可以由我们在经济最前沿的地方政府来决策?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它们可以来解决,我们只要给于它足够的放权,我觉得就可以解决。

  作者:张军

  我一直觉得顶层设计是有很大风险的。虽然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领域它的改革的方案需要很好的设计,但是你要知道再好的方案设计、再精巧周密的方案,能不能落地,我认为始终是要打问号的。

  在过去这些年,在我们思想界、学术界是有过这样一些设想,有过这样一些思潮的出现:现在我们应该进入到自上而下改革的时代,或者说我们需要更好的统筹改革,要拿出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但是我觉得顶层设计是一个很好的词,但使用价值并不高。我一直觉得中国在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不要过分的相信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有纠错的机制,顶层设计的方案要有一个坚强坚固经验的基础,不然的话我觉得会出大问题。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很多顶层设计的方案,你说顶层设计是谁来设计?是有关的部委在设计。而由于部委在设计的时候,它自己是利益相关者,所以这个方案能不能独立于设计者的本位利益,这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更何况几个相关的部委来设计这个方案,每个部委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所以最后的方案出来一定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对各个相关利益主体也就是各个部委伤害最小的方案。首先这个方案就不彻底。第二,这个方案怎么执行?你顶层设计这个方案你要自上而下推,这些方案怎么样跟不同等级地方政府的初始条件能够很好的匹配?就有一个落地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经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政策跟地方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因为一个方案设计得再好,如果它解决不了下面的问题,那这个方案其实就没有价值。

  为什么在今天情况下,很多东西必须由中央部委来设计,为什么不可以由我们在经济最前沿的地方政府来决策?它们在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它们可以来解决,我们只要给于它足够的放权,我觉得就可以解决。

  起码退一步讲,我们谈顶层设计,要留出让地方政府参与的空间,这不是简单就是中央部委的事情,不能光强调中央部委在改革过程当中的角色。我们在方案形成过程当中,地方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它们的空间在哪里?它们能不能修改这个方案?这些都不清楚。

  地方政府有限制房价下跌的动力吗?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真的刻意维持高房价?这就有必要回到房价高企两大原因:通货膨胀和土地供应紧张。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我觉得自贸区涉及到的问题太多了,这么小小的自贸区,你发现在金融领域涉及到太多的管制,这些管制长期以来都没有任何改进或者改革的迹象。

  现在有了自贸区,给于了自贸区这样一个特权,希望能够逐步的进行改革。但是你现在看下来,因为涉及到北京太多的部委,一个上海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在这个方面能够取代这些中央的各个部委?即使在金融领域,很多希望出现的一些政策法规、管制条例的一些调整,那都要经过相当复杂的程序,和北京有关的部委取得共识,甚至于还需要更高领导层来推进、推动、影响,这个时间上面也不是地方政府可控的。这么小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改革的难度。

  这是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就很难细化,不断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但是怎么来操作就很难。

  我们自贸区企业、银行、投资者希望在自贸区里面能够拿到什么东西,现有的体制哪些东西希望要改掉,能不能有一个清单拿出来?地方政府拿出一个清单,中央一条一条帮我解决,这本来就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现在倒过来,你会发现非常耗时。

  (本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接受搜狐财经“第一访谈”采访节选。张军教授“第一访谈”全文很快整理推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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