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大跃进,地方政府积极改革是好事

  厦门自贸区的内容是成立保税区和两岸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天津自贸区的内容同样是成立保税区。青岛强调中日韩合作,广西打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甚至连新疆都提出成立“中国-中亚自贸区”,开放边疆口岸。这些地方索要的正是促进经济自由开放的良好政策,和特权无关。对这势头泼冷水,是对改革开放潮流的逆动。

  作者:菁城子

  自上海自贸区后,全国有20多个地方政府申报自贸区。这一热情引起中央政府疑虑,目前所有申报流程暂停。一直以来媒体对地方政府的热忱忧心忡忡,他们形容为“愈演愈烈”。其担心无非是:地方政府拼政绩、要政策,大搞基础建设将加剧债务负担。

  仔细阅读各地方的“自贸区方案”,很多大有可观。全面叫停似无必要,可能还将错失改革动力。

  “自贸区通常被解读为“向国家要政策,搞特区经济”,很多人的认识是:这是计划经济式的资源倾斜,是牺牲其他地方发展机会的“特权经济”。

  事实上,在半市场半计划的现阶段,“要政策、拉投资”通常意味着解除束缚,让经济自由化。这是权利恢复的“人权经济”,本无特殊,越多越好。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厦门等城市成为“经济特区”,他们所得的只是外贸机会和相对自由的营业环境,这些我们今天都习以为常。

  自贸区同理,内容无非是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深化。厦门自贸区的内容是成立保税区和两岸服务业合作示范区。天津自贸区的内容同样是成立保税区。青岛强调中日韩合作,广西打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甚至连新疆都提出成立“中国-中亚自贸区”,开放边疆口岸。这些地方索要的正是促进经济自由开放的良好政策,和特权无关。对这势头泼冷水,是对改革开放潮流的逆动。

  很多人反对各地政府申报自贸区,不是反对自由贸易,而是担心权力渔利,增加地方债务。这是舍本逐末的想法。地方债务的成因是政府权力过大,参与投资建设,国有银行成了地方财库,并有中央政府隐性担保。中央需要解决的是,解除对地方债务担保,禁止(地方)国有公司参与基础建设,以免地方政府背上债务。至于成立自贸区,改善投资环境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放手给地方做。

  地方政府还会有动力建设自贸区吗?其实是有的。中国各地县市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强烈冲动,这既源于“官声”和政绩考察,更有政府关注自身收入。

  按照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法,中国市县官员对经济发展具有强烈渴望,使他们有相当程度的企业家气质。张五常教授对官员精神气质的评价我不多说,从客观效果上看,很多地方政策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发展作用。很多胆大妄为的官员为能拉到投资,将大片国有荒地以低价出让,事实上这是产权明析的过程,也算是土地确权的尝试;为拉动投资,增加就业,地方政府对企业最通常政策是税收优惠。有时为争夺大企业落户(例如富士康或大城市外迁企业),各地政府以土地补偿,减免税收竞相“开价”。

  1990年代,全国各地兴起一股“开发区热”,短时间内各类“开发区”超过6000个,这不是依靠政府投资,而是政府放权让利,鼓励投资才会有的蓬勃景像。全国各地竞争性的开发热潮,既是催化剂,也是加速器,无形中改善了整体经济环境。

  目前各国20几个地方竞相设立自贸区,道理相同。这些地方都意识到,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无非是减税和优惠,创造良好商业环境,经济才能发展。企业是会跑的,他们不太可能干出竭泽而渔的事情来。

  其实中央政府真要制止各地一拥而上“乱象”,一招即可:降低外贸关税,将各地孜孜以求的“特惠”变成全国共享“普惠”,给予地方政府更宽经济政策,这些奔走忙乱场面即可去其大半。遗憾的是,中央政府对这股急切的自贸区热潮抱有忧虑,希望各地“冷静”,总结经验。其实改革经验哪有许多,繁华似锦都是各自趟出来的,根本无法预先设计。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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