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长任性回应出租车改革,总理能忍吗

  那些老是替市场算来算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处级干部们其实在损害老百姓的福利。相反,出租车司机倒是实实在在地造福消费者。纳税人完全没必要花钱雇一帮人来替市场计算。应该大幅降低这些人的工资,让出租车司机的工资高于处级干部,继续保持出租车司机对处级干部的优越感。

  邓新华

  交通部长杨传堂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谈了几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从他的谈话来看,他显然太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比如,说到出租车垄断,他说:“我们全国出租车130万辆,就业人数260万人,运营企业8000多个,同时还有13万个体户,每年承担400亿人次的运输任务。其实出租车行业是开放比较早的行业,不存在政府垄断。”了解市场经济理论的人都知道,垄断是指准入限制,而不是指行业规模。出租车行业是政府允许你干你才能干,是典型的垄断。如果没有准入限制,出租车行业的规模会比现在大得多。

  在谈到私家车当专车问题时,杨传堂的回答是:“永远不允许。”这句话广遭诟病。很显然,杨传堂又不可能永远当交通部长,就算他的任上不允许,难道他还能管得了后任?后任也像他一样阻碍改革?不知他说“永远”的底气从何而来。

  就算在他任上,恐怕他也无力阻挡专车的发展吧。由于手机的普及、技术的进步,更多私家车辆打破运营管制、进入市场满足百姓需求已势不可挡。就算杨传堂想挡,上面不还有李克强总理说了有权不可任性吗?

  在谈到出租车份钱时,杨传堂算了“企业为司机承担三险”的账,说出租车份钱不能降。既然杨部长没有能力降低出租车司机的份钱,为什么不让市场试试?专车既方便百姓,又降低司机负担,比政府管制做得好得多。杨部长就别帮市场算账了。

  杨传堂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就是官员去计算各方利益,寻找“合理”的资源配置。比如,杨传堂说出租车“数量要在合理空间,太少就出现出租车供给不足,过多就出现经营困难。”意思就是他来替市场需求、供给算账。

  但这种算账是注定要失败的。市场通过价格、竞争,才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杨传堂既不可能清楚消费者对各种服务的愿意出的价格,也不清楚谁更适合办出租车企业,也不知道哪些技术可以用来节约成本(比如打车软件节约信息费用,就不可能是他能预料到的),总之,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因此,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在哪。

  交通看起来只是一个领域,其实牵涉到无数人的利益。不要以为只有金融、财政等部门需要懂经济学,交通部长其实也是需要懂经济学的。不懂经济规律,自己拿个账本在办公室计算,必然会阻碍老百姓福利提升。

  杨传堂说:“很多司机说现在‘份儿钱’多,企业赚钱太多,其实,这跟司机收入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出租车发展初期,司机月收入3000元,当时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是1000多元。现在他的收入是六七千元,一个处级干部收入也是这些,所以他们的那种优越感没有了。”

  谁都清楚,处级干部只是名义收入如此,实际收入(既包括灰色收入也包括权力的享受和各项福利)远远超过出租车司机。你给处级干部1万元,让他辞职干出租车司机,你看他们骂不骂你?

  那些老是替市场算来算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处级干部们,尽管他们其实在损害老百姓的福利,但他们自己却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相反,出租车司机倒是实实在在地造福消费者。纳税人完全没必要花钱雇一帮人来替市场计算。应该大幅降低这些人的工资,让出租车司机的工资高于处级干部,继续保持出租车司机对处级干部的优越感。处级干部们如果不服气,就应该干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促进老百姓福利的事。当然了,首先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事物、愿意改革的部长。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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