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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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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晓 ]
  最近有消息透露:迫于WTO的竞争压力,中石化等巨型企业的裁员规模将达到120万人。与此同时,失业的潮水也涌向了向来被认为是“铁饭碗”的银行。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计划2002年裁员3万人,相当于员工总数的7%,最终工行员工数将从57万降至40万人。中国银行继去年关闭141家分行,裁员5200名后,今年亦将关闭88家分行,裁员5000人。

  方方面面的信息显示,中国已进入一个非常时期,饭碗正成为“过剩年代”最为紧缺的物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创造了1.7亿多个就业岗位(《人民日报》2002年4月18日),然而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看,1992年以来的变化趋势近乎直线上升。1992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登记失业率为2.3%;到了1999年,失业登记人口增长到600万人,登记失业率3.2%。2001年底,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为12.8亿,就业人口为7.3亿,劳动力参与率为77%,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3.6%。

  2002年形势如何?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预计,由于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此消彼长,失业总量还会增加,如果能新增就业800万人,登记失业率将上升至4.5%左右,比上年高出近一个百分点!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加上下岗职工是分析失业压力的第二种口径的指标。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4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2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

  有关失业的第三种口径是再加上现有企业的冗员。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摸底统计,预计仅需要退出市场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其在职职工就将近400万。这部分人员将随着企业的陆续关闭而进入市场。最终估计,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如果能在2010年之前完成,大约要向社会释放1/3以上的冗员。考虑到下岗分流人员中约有20%因年龄可以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样还有约3000多万人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平均每年需就业人数为300万。

  第四种口径是再加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全国耕地19亿亩(约占世界的7%),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约为2亿)。

  另据估计,近几年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压力因WTO的冲击而加大,“入世”的冲击即使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这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每年1000多万的基础上,又将增加200万。

  如果全盘考虑就业压力,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我国现有人口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

  综上所述,先不算需转移出来的富余人员,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5年造饭碗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压力之大可谓惊人!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洛杉矶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用了“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

  这样的就业矛盾会持续至何时?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总供给近10年内将会从7.1358亿增加到7.8193亿的峰值,此后缓慢下降,到2020年可下降为7.7574亿;而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就业弹性系数0.1707测算,20年内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1亿增长到7.414亿。这也就是说,大概在15-20年后中国的就业矛盾才有望得以缓解。

  “十五”期间,全部需就业人数约1.62亿人左右;而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估计,按目前的就业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仅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再加上企业自然减员腾出的就业岗位大约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8000万个岗位。这样,“十五”期间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每年需就业人口总数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1600万人,5年下来累积的失业人数总共将达到4000万人。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就业问题之严峻,不仅因为总量,还存在着结构性就业矛盾。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再就业已越来越困难,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人员的失业周期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难保、再就业十分困难的弱势群体。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情况也是这样。据零点公司的调查,有67.3%的农民居然不知道“入世”,这样的农民怎么能够适应WTO后激烈的职业竞争?而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调查清楚地显示,农民文化素质低已成为其向城市转移的最主要约束。

  计将安出?就业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因此,一是要正经济增长。二是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综合考虑,则宏观政策取向有必要从当前的“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

  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理论上应该同时兼顾,但实际上,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往往各有其偏重。在“软着陆”时期,我国的宏观政策取向基本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年以来则转向了“增长优先”,而未来几年有必要转向“就业优先”。

  国债投资对就业增长功不可没,但促进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充分就业。据国家计委根据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系数匡算,4年来国债投资直接创造新就业岗位约500万个。这也就是说,过去4年,每解决一个人就业,财政平均背负10万元的债务。假设就业对国债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不变,并且继续靠国债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增长的话,“十五”期间,解决约1/5的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1600万人左右),至少需要16,000亿人民币。这将是中国财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重负。

  因此,单纯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事实上无法面对未来处于临界点的失业压力。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我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我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


来源:[中国经济快讯周刊]
2002年8月1日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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