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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你还能可怕多久?
http://business.sohu.com/
[ 李俊雄 ] 来源:[ 赢周刊 ]
  
  期待顺德
  
  尽管顺德有过辉煌的一页,尽管顺德曾为我们贡献过“顺德模式”,但我们更关注的不是作为成功者的顺德的过去,而是它在今天和未来面对挑战时的解决之道。这是顺德之于珠三角乃至全国的价值所在。
  
  正如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里所阐述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历史时期,顺德同样如此。在度过了最为辉煌和最引人瞩目的时期后,顺德所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
  
  彼得·杜拉克在《杜拉克论管理》中指出,一个企业必须有事业理论指导,才可以长盛不衰。他将事业理论概述为:一、使员工充满使命感;二、培养员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三、检查自已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过时并加以更新。
  
  对于顺德来说,杜拉克的名言同样有效。顺德的长盛与否,取决于顺德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能否胸怀足够的使命感,这是一个企业和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地区能否立足的关键因素。对于顺德人来说,尤其如是,因为南方人往往敏于行而讷于言,重实干而轻理念;顺德的长盛与否还取决于顺德人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十倍速竞争的时代,我们要以十倍速的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和环境的变化;顺德的长盛与否更取决于顺德能否检视自己的优势,培养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核心竞争力。
  
  顺德曾经带给我们奇迹和惊叹,我们也期望着顺德再次给我们惊喜,因为顺德不仅仅属于顺德人民。

  
  【上篇】
  
  
顺德还能影响谁?

  
  12年后,曾任新华社记者的田炳信在珠江边坦言自己当年在写作《珠江三角洲启示录》时用了太多的溢美之词。作为一个从北方来的记者,顺德人的创新让他耳目一新,巨大的冲动与激情让他选择了一种方式:赞美、赞美、进一步地赞美。12年后,当他再次回首顺德的时候,他同样震惊了。顺德从顶峰归之于平静的过程中所透露出的一些非现代化的气息令他生出些“财聚财散会有时”的感慨。
  
  当年的顺德可不是这样。记忆中的顺德可以说是酷呆了。那时的顺德如同少年中国(开放中国)的偶像一般,其一笑一骂,都能引来北人的注目与尊重。北地南下的人们甫与顺德接触,就被顺德所吸引、所征服,哪怕这种接触其实带着冷落与非理性及不合礼数。与田炳信有着相似冲动的还有当年《经济日报》的记者朱建中。其时,朱建中可以说是一个名扬天下的记者,其所作的《太阳锅巴启示录》在中国曾引起极大的震动。当朱建中来到顺德采访时,感受到顺德与北方惊人地不一致。尽管他贵为局级,与当年顺德的行政长官的级别还要高,可顺德竟没把他当一回事,连他想寻找县委新闻发言人采访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陌生的顺德人如同一个谜一般吸引着他。就这样,小小的顺德让大大的记者折服了,一组名为“北人南行记”的报道就此在顺德人的冷淡中诞生。
  
  北人的激情从一个侧面向世人昭示着一个现象:曾几何时,顺德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尽管那时顺德的粗糙不止一次地刺伤过北人敏感的神经,但因为顺德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足够强大,人们还是将最最美好的词汇加诸在顺德身上。
  
  顺德,一个不起眼的南国小县如此显耀地露脸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笔,是因为顺德的经验与创造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实践。顺德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扮演着一个中国打灯者的角色。
  
  徜徉在中国第一县(市)的大街上,你无法想象,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20年前是何等的模样。而当你走进一家又一家企业时,侃侃而谈的北音又让你误认为自己并非身处南国,而是在遥远的北方的一个城市里,于是,你不得不对顺德巨大的包容性而心生钦佩之情……然而,当记者数次形单影只地坐在空荡荡的公交车上时,还是感受到一丝悲凉。尽管有资料显示,顺德人小车的拥有量排在全国的前列,达到每百户拥有的小汽车12辆的水平,但空荡的大街还是让人感受到顺德城市发育的不成熟。顺德还未褪尽的辉煌与顺德可以感受得到的冷清就这样以打包的方式展示在大良的街道上。
  
  顺德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顺德20年来所做的功课。顺德在近20年时间里,走过了从另类榜样到正统榜样,又从榜样的位置上悄然退下的历程。顺德让人能感怀的东西很多很多,顺德让人神伤的东西也很多很多。而这种从感怀到感伤的心路历程也恰好是顺德20年的写照。现在的顺德能让人说些什么呢?因为有曾经的显赫,人们热爱顺德这一中国的典型;因为有如今的平静,人们便有着太多的期待。在这样的复杂中,又如何能看得清顺德呢?
  
  顺德曾经影响中国
  
  我们靠南方,这一思想与心理方位的调整彻底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政府的定位:市场规则被用以指导政府行为。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诞生了。最终,顺德这粒种子最后开遍中国。
  
  20多年前,一种强烈的发展愿望迫使时任顺德乡镇企业局局长的潘炳忠,怀着使命感来到苏南学习别人创办乡镇企业的经验。然而,对苏南的了解却成为顺德人的心理负担。苏南乡企有着许多的靠山。在每一个企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顺德缺乏的资源:关系。
  
  沮丧的广东人扳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发现广东在京做官的人少得可怜。而没有当官的广东人就意味着没有批条,没有发展工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没有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北上学习的成果让广东人北望中原的雄心大打折扣。
  如果按照传统思路走下去,这一缺陷无疑是致命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时,顺德的心情是郁闷的,然而,南边的涛声提醒了顺德人。就在海的对面,一个无比繁荣的香港正拔地而起。香港的成功让顺德人看到了希望。他们突然有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何不靠南方。几辈子的障碍就这样迎刃而解。
  
  心理方位的变化其实就是一种革命。这种蜕变带来的是系统性的解放,市场的思维方式解开了顺德人身上所有的绳索,一时间,天地便为顺德人所用了,顺德成了中国的宠儿,大有万千宠爱加一身的独尊感。计划不再成为一种障碍,不找市长找市场成为一种新的行事信条。
  
  革命后最大的变化来自于政府。如果说在此之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政治的话,而现在政府重在服务经济。以市场来指导政府的工作,这种规则的变化是破天荒的。顺德的巨大成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工作重心的提出提供了实践经验。为了求得快速发展,顺德政府不惜“赤膊上阵”:响当当地提出了后来被人们称为顺德模式的“三个为主”(以集体经济为主、以工业为主、以骨干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了吸引发展所需资金,顺德政府甚至拿出政府的招牌来为企业作担保。尽管这些做法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招致这样那样的非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政府角色的转变,没有政府甘当顺德的经纪人,顺德绝对不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利用市场的手法来聚集大量的社会资源为顺德所用。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那时全国各地的资金是源源不断流向顺德的。
  
  政府的参与使得顺德经济得到了骤变式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3年转制为止,顺德在这10年中,其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令人震惊的24.4%,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年平均也达到14%,顺德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就了自己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典范。
  
  拔开层层迷雾,人们不难发现,产权改革撞击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顺德的实践启发了改变政府职能的思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雏形的建立。
  
  顺德的成功是建立在政府的风险之上的,不知是人们有意要回避还是的确没有看到这一点。顺德的产权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的自救行为。
  
  1992年,由市政府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市镇两级政府投资的企业达1000多家,而其中绝大部分公有企业是改革开放后由市镇两级政府担保向银行贷款搞起来的。顺德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形式。
  
  从1997年中央和广东省新闻单位所作的产权改革的报道中,可以很轻而易举地看到政府的某种危机。北 镇当时负债达10亿元之多,而另一个镇共向银行贷款27亿元,其中镇政府担保达到23亿元。到1993年3月止,有经济包袱的企业达259家,包袱达8.2亿元,结欠银行贷款21亿元。197家市级企业总资产117亿元,净资产只有23.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市属企业的净资产扣除用于已离退休人员补充养老、医疗保险开支等之后,可以作为市政府资本金的只有7.1亿元。1993年统计,顺德工业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经济占74%,外资占24.7%,民间资本仅占1.28%。政府扮演的是大老板的角色。
  
  更让政府吓出一身冷汗的是,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经营者,同企业的盈亏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在这个时候,顺德人的灵活显现出极大的破坏力,一些经营者拿钱买名,甚至开始搞同性繁殖,开办一家与自己所负责企业同样的公司,利用公家的资源来做私家的生意,这样,让企业为政府分忧就成为一句空话。
  
  巨大的恐惧在当时的顺德弥漫,如果政府不从负债的陷阱中脱身而出,必将影响整个政府的运作和顺德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现在想起来,顺德的产权改革与其说为了企业,还不如说是为了政府。政府为企业所作的担保如绞索一般套在政府的颈脖上,这种如坐针毡的感觉显然是不好受的。
  
  在“左”的思想家看来,顺德的产权改革是国有资产在流失,是资本主义,而事实上,顺德政府的走钢丝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么是政府承担所有的金融风险,并丧失社会稳定与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么是出售企业,把风险转移到企业中。显然,让政府冒风险的代价是沉重的,而放开企业又可以实现共赢和双活。顺德人提出“靓女先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政府的急迫心情。只有这样,才会有足够的市场吸引力。很显然,卖的和买的谁也不傻,双赢是唯一的选择。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顺德的改革还是在偷偷摸摸之中进行的。低调的选择说明政府当时心里也没底,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也可能会让人看出其中的奥秘,而最终导致改革的流产,并极有可能引发一轮局部的金融危机。
  
  顺德的产权改革为政府行为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实践。这场有人称之为明里为企业,暗里为政府的产权改革实践为无数痛苦不堪的地方政府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直到现在,顺德产权改革的模式仍然在各地实行着。
  
  顺德的经验是一个双赢的经验,顺德政府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放开了企业,而这种分离恰好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顺德的产权改革启发了改变政府职能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终带来的是十分深远的影响。顺德让中国看到政府还可能离开企业来运作,顺德的实践让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可能。
  
  榜样生涯的延续
  
  有一句话叫,看中国数千年,请到西安;看中国一千年,请到北京;看中国一百年,请到上海;看中国二十年,请看广东;看中国近十年,请看上海。
  
  榜样顺德的身影到哪里去寻找呢?顺德还能影响谁,靠什么来实施影响呢?
  
  顺德的魅力何在?不少人都在说顺德错过了新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让顺德失去影响中国的产业优势。尽管顺德正在追赶,在2000年信息产业的产值也达到100多亿的规模,但与东莞比起来,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一般。实际上,顺德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作为创新的主体,人的问题也逐渐出来,顺德所丧失的方向感与先进性大都与人有关;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使得顺德的土地失去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可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与格局让顺德失去城市推动经济的巨大推动力;外部环境的问题,顺德已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宠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与其他兄弟享受同样的阳光的时候,顺德的推动力明显减弱……
  
  不时传来的质疑与追问,总让对顺德怀有美好情感与期望的人们为顺德捏了一把汗。尽管顺德其实并不寂寞,隔三岔五的家电业大战总是在不长的时间将顺德推到人们面前。这样的参战有的是顺德主动投入的,甚至有的还是顺德人主动挑起的,当然也有的是被迫的。无论是何种情况,给人的一个总体感觉就是:顺德已失去了独霸天下的通达与王气。顺德如一驾战车,既要面对同一大本营的攻击,又要防御外敌的入侵,顺德是不得安宁的。
  
  归入沉静的顺德应该现在终于有了一个重拾理性的可能机会。
  
  其实顺德也正进行巨大转变,“两家一花”产业支柱的确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都为顺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榜样生涯的结束,对理性的顺德而言是一次新的孕育,但顺德会有一次怎样的分娩呢?现在人们还难以看到一个清晰的模样。
  
  也许现在的顺德不应再谈影响谁的问题,而是应改变自己。只有自己的改变才会让顺德可能拾起另一个选择高度,这是顺德的出路。榜样生涯的结束对顺德而言所表达的不过是这样一个信息:在历史巨人顺德的肩膀上,新的顺德正积极地迈向现代化。顺德的现代化的实践将为中国提供另一个新的样板。
  
  【中篇】
  
  为什么是顺德与顺德为什么
  
  因为要做顺德专题的缘故,来来往往地跑顺德有五六次。前几次虽说也不太顺利,规模宏大的政府大院实在是把记者弄得有些糊涂,但大都只是些走错了大门而不得不按保安的指示转到指定大门进出之类的小事。6月中旬的一次却是大大的不利。因为记者所背的挎包体积稍大了一些,门卫坚决要搜包。做了13年记者,从没见过这种阵势,已经登记过的记者心里自是大大的不愿意,决意“要搜包”就不进去。而门卫也一样忠于职守,坚持“不让搜包”就不让进去。
  
  僵持了好一会,记者突然想起口袋里有一张顺德市委书记冯润胜给的名片,便挑衅般地说:这是冯书记给的名片,可以进了吧。虽说听不懂门卫说的广东话,但从他的脸上看去,包是一定要搜的。
  
  这就是顺德人!在20年前,顺德人就是靠着这种坚定撬开了市场的大门。那时的顺德可不管你的官有多大,记者的背景有多牛,只是默默地“将市场进行到底”。什么局级记者,什么官衔都不放在眼中,而唯其如此,才使顺德顺风顺水地走了下来。这种闯劲和倔犟成就了顺德人创业之梦,这种世人眼中的草莽气成就了顺德的力量。直到今天,万和副总李洪峰还十分肯定地说:顺德人是天生的创业者。现在来寻找顺德的力量之源,要想绕过顺德人身上所独有的特质显然是不客观的。
  
  历史概念下的顺德人
  
  曾经何时,顺德人给世界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陌生的顺德人、可怕的顺德人。
  
  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在传统经济的范畴里,顺德的做法与思路很明显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另类形象;而说顺德人可怕是因为顺德人曾经创造的骄人业绩。在朱建中的“北人南行记”中,人们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顺德人的另类之处。可以说,正是顺德人的另类成就了顺德,因为这种另类是新生,是方向性的。在朱建中《太阳锅巴启示录》作者、著名记者)的笔下,顺德人的实在与灵活表露无遗。在采访中,朱建中抗议性地提到一位犯过错误但有重大科技成果的高工,没想到顺德人一反起初对待记者的冷淡,到处寻找记者。而这种寻找并不是因为态度的转变,而是想请记者帮忙联系上高工。
  
  著名的马军博士的故事表现出顺德人的另一面:当马军(著名强化传热专家邓颂九先生的学生,硕士,其时已东南飞受聘于美的任高级工程师)博士出差回顺德时,一辆崭新的宝马轿车停在他的脚边,说是顺路,可以捎一程。上车后,司机说:你到我这来,这辆车就归你用,年薪30万,再给你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这位司机就是另一大公司的总经理。贵为总经理却经常冲锋在前,这就是顺德人创业的一种风格。
  
  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顺德的一些公司领导的身上看到过去的影子。因为要做顺德专题,便与同事一起到万和采访。一上万和集团副总经理卢楚隆的车,我们就忍不住开起了玩笑:现在社会进步了,老板给职员开车了。卢楚隆说:这事多了。有一次我出门,下车后,对方接待人员喊师傅,到这边坐,我也不作声,别人说这是万和老板。搞得那人不好意思。而在汹涌的河边吃饭时,卢楚隆没有任何矜持之色地同公安人员和广州来的记者聊天,安排来宾和员工上车,卢的自在与随意让我感受到卢的通达,而这就是创业者所需要的一切:身先士卒,敢作敢为。
  
  同为万和副总的李洪峰在分析顺德人的成功之时,除列举出顺德的天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地利(毗邻香港)之外,还郑重其事地将顺德人的创业素质列为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顺德目前的成功来源于地理上的优势和20年形成的产业优势和体制优势,但一切的优势都是由人来创造的。
  
  李洪峰的专业和作为职业经理人经营万和的背景使得他不多的语言充满着权威的分量。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他用力地咬着口里的烟,因思考而变得缓慢的语速显示出他谈话的认真与严肃。
  
  顺德人有很强的商业意识,顺德祖祖辈辈传下的经商习惯赋予如今的顺德人以良好的市场感觉,顺德人的市场观念及冒险精神让人自叹弗如,顺德人将创业者所要求的一切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顺德原乡镇企业局局长潘炳忠所描述的创业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顺德人的创业精神。顺德人天生具有一种与各种复杂问题打交道的能力。顺德的灵活性和坚韧让顺德人充满了战斗力:没有原材料,他们就通过出高价或打通关节来获取;没有人才,他们就到广州用车把广州的工程师接到顺德,搞星期六工程师,完全是一副不求所有,但求所得的通达,这种实在与变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搞拆船业得不到国家批准,他们就同广州联合;为了赢得广州支持,好让自己的轻工产业发展更加迅速,便保证不生产缝纫机;想去香港学习而到公安部门办理出入境手续又相当麻烦,就不惜坐粪船到香港。以这种方式实现对接与交流,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顺德人的这种做事不拘一格,说正不正,说斜不斜,正斜之间的行事风格其实是充满着优势与力量的。现在看来,科龙是一家大得让呼吸都不大自由的企业。可在起步之初,也就只9万元的开发费用。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也没有原材料,还不是国家的定点生产厂家,可这一切都不妨碍她的发展。因自己难以取得国家定点生产厂家的资格,顺德人就找到广东省机械工业厅挂靠,终于搭上了国家定点生产冰箱厂家的末班车。
  
  乱世出英雄,而英雄必定有草莽之气与江湖之味。然而,创业者与制度化是无法实现顺利对接的。李洪峰说,创业者都是英雄,但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他们建好了一个舞台,却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与环境的成熟,创业者的光环淡去,神话在破灭。创业者是一种稀缺资源。顺德人的素质还在,但世界的需求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顺德人的品德不再如神话般被人传诵,顺德人作为成功的榜样被世人所关注的时日已过去,顺德英雄的迟暮之感虽说还不能说是事实,但顺德的确走下了神坛,其一颦一笑,一招一式能挟风带雨,并为世人争相追逐与学习的日子只存留在记忆里,现实的风云中顺德号难以成为主流。
  
  顺德已成为平凡人,从创业者退守为守业者与“流亡者”,个中的原因不应该只是年龄。李洪峰就说:现在是职业经理人的时代了。尽管如何用好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难题,但顺德人的尝试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谁能说用好了职业经理人不是顺德人的另一样的成功呢?
  
  制度的门槛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有将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看作是经济挑战的三大柱石。然而,顺德的发展模式是全新的。顺德发展的动能在很大程度来源于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创新。顺德每一次制度的变化,都给资源配置带来新的途径,并无限放大着资源的产出。在初期,顺德的制度创新表现在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与股份合作制上;中期制度创新的特点是产权改革,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分离;后期的改变主要放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每一次的制度创新都能给顺德带来新的动力,甚至达到几何级的增长。制度变迁事实上成为顺德崛起的一个重要源泉。
  
  顺德市委常委江佐中曾经在新华社做过多年记者,与田炳信、王志刚一起被人称之为当年研究珠三角经济的三大记者之一。在“转业”的时候,江佐中选择了到顺德工作。他在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说:顺德的崛起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的函数。无疑,这种假说是极有道理。顺德的制度变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顺德农村改革,第二个阶段是顺德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第三个阶段是顺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在第一个阶段,顺德农村完成了从家庭承包到股份合作制的跳跃。家庭承包结束了人民公社体制导致的长期低效率,使农民与土地实现新的结合。在这一时期,顺德人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而股份合作制的出现,土地得以规模化经营,解决了土地规模过小而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低效率问题,有利于提高产出水平和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地征用及劳动力征用上的便捷。
  
  在第二个阶段,顺德市政府贯彻“抓住一批,放开一批”的指导思想,转制改造978家企业,使由政府独资和控股的企业减少到142家。产权制度的改变解决顺德经济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谁而干的问题,产权主体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顺德经济在此之后开始获得长足发展。在“九五”时期,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到2000年达到700亿元;国内总值每年递增13%,到2000年达到220亿元以上,人均GDP超过2万元。
  
  第三个阶段的制度创新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理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政府中大搞“拆庙搬菩萨”式的自我革命,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从原来大量实施企业行为转到实行政府行为,将主要精力放在营造经济发展环境上来。


  制度的创新让顺德获得物质上收获,然而,制度创新门槛现在却是越来越高。以前,顺德人制度创新在很大程度下,有着外力推动及压力逼迫这样的背景,是在问题不得不解决这样的情况下被迫实施的。顺德第一次的创新有着全国性的背景,股份制的推行也是因为其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第二次的制度是因为政府的危机和企业的窘境,第三次是因为同官不同酬及环境瓶颈等问题大量存在,已成为影响政府工作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以这样的视角来看顺德的改革可能失之偏颇,顺德的改革还是有着顺德人眼光和主动选择这样的因素,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制度创新这样的方式来释放生产力,其难度是越来越大了。因为外力推动可能越来越少,未来的制度创新选择可能更强调前瞻性和预见性、主动性及战略格局意识。顺德人能否有这样主动选择创新品种与门类的高度与学识呢?这对顺德上下都是一个挑战。
  
  历史不可假设,但未来是可以展望的,顺德的力量之源已经过多释放,新的动力到底在何方呢?是技术,是制度,还是别的什么?这都有赖于顺德人的自我设计与选择。在万和采访时,李洪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背景:万和的几位老板正在参加MBA的学习。这种充电对万和是必要的,而顺德的充电器在哪里呢?期待有一种永动机是不切实际的,但希望顺德永远走好。
  
  【下篇】
  
  顺德:永远的庄家?
  
  在顺德发生的许多事,让人不得不生出许多对人生际遇的无限感慨。顺德模式能名扬天下,应该是与北人激情特别是北地记者的动情是分不开的(主要是因为顺德人抓住了机会并创造性地利用好机会)。然而,20年过去后,北地南行的记者发出的再也不是赞美声,对巨人的质疑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北地记者理性地告白天下,让人们看到了顺德的奇迹;同样是这样一群人,同样是理性所列出的理由,而人们看到的却是顺德的困守。“‘中国制造’遭遇技术瓶颈,珠三角神话是否终结”,来自《北京青年报》的质问到底是喊破了皇帝新装的秘密,还是多少有些杞人忧天的意思呢﹖
  
  坐庄年代
  
  顺德往何处?顺德的旗帜还能打多久?这已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从官方统计的资料来看,顺德近几年在“四小虎”中的排名正不断后移,顺德不再当然地与第一划上等号,大多数指标已排到老三的位置,这是令祖籍在顺德的暨南大学教授左正十分忧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导致了顺德的疲惫与困顿呢?
  
  就在五月,一次引人注目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广东顺德市将于今年10月23至27日举办首届“中国顺德国际家用电器博览会”的消息在强大的媒体传播下震动大江南北。在会上,顺德奇迹的参与者、时任顺德市市长的冯润胜表示:顺德将把中国顺德国际家电博览会办成一个名牌展会,并将一年一度地长期办下去,使之成为中国家电交易的主要阵地,成为中国内地大型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吸引海内外著名家电厂商的家电专业交易会。
  
  在冯润胜决心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的是顺德要大办家用电器的坚定信念。以家电业扬名的顺德人不出意外地还是将自己的未来交给了家电业。
  
  在顺德人看来,对家电业的信任与期待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顺德人觉得,顺德有能力担任中国电器制造业的全球中心这一角色。
  
  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顺德的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的。从80年代开始,现在的许多顺德家电企业当时还基本处于手工作坊时期,当时的创业者们让亲友从香港带回几件电器,然后几个人拆拆装装、敲敲打打就可以造出冰箱、洗衣机和空调。顺德企业的起步极富传奇色彩,但就是这样,美的、科龙等都发展成为今天的巨无霸企业。

  与20年前相比,顺德家电行业已是鸟枪换炮了。20年的成就使得顺德人相信做全球电器的制造中心根本就不是问题。20年过去了,顺德作为全国大规模工业制造中心的形象也越发鲜明。“敢为天下先”的顺德人,把家电产品做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极至。其生产的微波炉、电风扇、电饭锅、空调器等10多个家电产品的产销量位居全球或全国第一。知名的家电企业如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等驰名商标都出在顺德,而且清一色是家电品牌。2000年,该市生产的电冰箱、空调器分别达242万台和247万台,电风扇2872万台、电饭锅883万个、微波炉847万台,占全国同业的10%。顺德还是中国最大、最完善的白色家电配件生产供应基地,如今顺德市享有“家电王国”、“家电之都”美誉。2000年,顺德市家电企业产值269.4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0%左右;占全国家电总产值的15%左右。如今的顺德家电可谓“行行出状元”:容声冰箱,美的空调、电风扇、电饭锅,格兰仕微波炉,康宝消毒碗柜,万家乐热水器均称霸行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的广东16个“中国驰名商标”中,顺德占了5个,分别是容声、美的、万家乐、科龙、格兰仕,根据北京名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公布的2000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名单中,“科龙”排行第8;,美的排行第11。另外据国家权威部门评估,2000年初“格兰仕”无形资产已达101亿元,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
  
  顺德一心一意要作中国家电业的庄家,然而,青岛等城市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同意。6月18日至22日,2001年中国国际电子家电博览会就在青岛举行。博览会吸引了数百家海内外电子家电业的知名品牌参加。有媒体称,青岛博览会为我国电子家电业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电子家电产业的发展和进出口贸易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
  
  青岛的出现是不是会终结顺德坐庄的梦想呢?青岛海尔、海信这样的巨头会听任顺德来坐庄么?青岛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在此次会议上就对前来采访的中央台记者说:我们这次向全球供应商展示了我们满足全球消费者需求的一种能力。这样的声音里,顺德能听出什么呢?
  
  然而,在现在怀疑顺德的坐庄之梦是没有道理的。面对顺德制造业的良好基础、人文素质及背靠香港这一金融与信息中心等优势,谁能说顺德发誓要建设全球制造中心的战略是不对的呢?对手的压力对真正的强者来说是最好的避免犯错误的养料。顺德人的坐庄之梦并非只是对历史的固守,而是一种扬弃。顺德的家电制造之梦是建立在国际化、科技化及市场化的提升之上的。顺德在战略调整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不丢掉今天的产业,并明确了用电子信息技术提升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科龙、美的等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顺德企业还加大了国际化进程,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增长,顺德家电在世界家电制造行业已占据了一席之地。
  
  被怀疑的雄心
  
  “中国制造”遭遇技术瓶颈,珠三角神话是否终结”,当顺德正在做着成为世界家电制造中心的好梦之时,这样的疑问也不绝于耳。家电业是夕阳产业,顺德家电缺少核心技术难以持久等声音也一阵强过一阵,很显然,顺德的雄心再次遭到怀疑。我们还能说顺德的未来不是梦么?

  被怀疑的还包括顺德的大环境,北青报的报道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至少从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上海浦东大开发的启动,珠江三角洲开始遭遇自己最大的障碍: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经位移到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繁荣虽然仍在继续,戏的主角却变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WTO的临近,全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珠江三角洲原先拥有的政策和区位优势正在失去。中国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是没有优势的,中国的服务业完全打开后,这些产品会更多地进口到中国来,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于具备竞争优势而成为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但如果制造业部门只是把眼睛盯着国内市场,而不是定位于为全球市场服务,现在看来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整个GDP占全世界的比重是2.7%,出口贸易占全世界的3.5%,现在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单个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仍占1%左右。这就是为什么29寸彩电可以跌到2000元的原因。顺德想成为面向全世界的生产基地,但是这样的战略选择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仅依靠规模生产这样一个优势来参与竞争无疑是难以做到绝对安全的。最大的问题是顺德对技术的掌控能力的缺乏,永远只能给别人当配角,永远只会是世界制造业的低端,这将使顺德制造业成为一个鸡肋,而当新的产业模式出现时,顺德就会永远地丧失选择的权力,如90年代,世界选择东莞作为信息业的制造中心而放弃顺德一样,而每一次放弃就等于放弃一次比较竞争的优势。

  其实这样的担忧存在着极其理想化的色彩。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除了核心技术的竞争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优势的竞争。如果说核心技术是绝对竞争优势的话,这种绝对在倍速时代存在着风险越来越大的趋势,技术创新的加快使得技术创新本身也成为一种陷阱。因为技术的优势也是一种比较优势,新技术代替次新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短,稍不留神,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会葬送在新技术的旋涡中。正如格兰仕企业(集团)副总俞尧昌所言: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来自核心技术。这一点可以从格兰仕的发展中得到印证。格兰仕集团已拥有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本,占有全球市场的1/3.中国市场76%的市场,销售量稳居全球第一。格兰仕与其它顺德企业一样也没有核心技术,但格兰仕的比较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格兰仕的今天会不会是顺德的明天呢?对于顺德家电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大的优势,而且劳动力素质也在不断地整合提高,如果顺德主动接盘,整合全球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做大规模,走专业化、集约化和大生产、大流通、大配套的路子,顺德争取成为全球家电业的生产制造中心和物流中心的梦想就会实现。
  
  资本文化的缺陷
  
  顺德的雄心正在被人怀疑,顺德的保庄之旅是充满着风雨与极大的变数的,这不仅源于外部的因素,还有顺德内部的原因。竞争顺德,是我对顺德最大的感受,顺德号称是“中国最彻底的市场经济体系”。按《南风窗》副总编张良的描述,顺德给人的是这样一个印象:顺德的成功不在于出了几位能人搞了几个超级企业,而是因为顺德从来搞的就不是能人经济,而是全民经济,是“人人为王”。

  人人为王,势必就会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悲喜剧。竞争如同血液成为顺德不可缺少的。顺德人骨子里存在的鸡头情结使得资本存在极大的独立性,资本合作精神的缺乏造成了顺德人特有的经济现象:同城竞争与产品同质化。
  
  这种悲剧性格从顺德的发展之初就暴露无遗:80年代顺德曾有股风扇热,几乎镇镇都搞风扇;90后代又吹起了摩托热,全市大大小小有6、7个厂,之后的是燃气热水器热、空调、小家电等热潮,于是,顺德人杀顺德人的悲剧就不断上演,历史上上演了著名的“两万之争”,时下正热演的却是“格兰仕与美的”之争。格兰仕与美的相互挖对方的人才,使人闻之不禁有些黯然。当年顺德人那种用天下的豪气已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家门口的你争我夺。顺德的气概至此,这是不是意味着顺德在巨变的世界面前已渐生老态了呢?
  
  资本累了,这一切都是人的错误。 顺德的家电企业越来越走向同质化,产品选择上的大而全很难使企业集中一点来占领更大的市场,从而保证企业的安全,顺德企业的同质化表明了同一种危机:向何处去和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正困扰着每一家企业。
  
  格兰仕副总裁俞尧昌对顺德经济有着精辟而独到的描述:规模小,同质化,散沙状,低水平重复组装建设,顺德经济处于一种完全竞争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内耗。对地域性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人才、销售网络等)的战略性重组应该是顺德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果顺德的资源能从竞争性资源变为竞合性资源,那么顺德的家电企业在寡头经济形式的创造上无疑会迈出一大步,全球化的进程需要这样的合作。
  
  自然人性让位于资本的逐利性,从而实现新形式上的资源大联合,这是必然的趋势。让资本的理性更大限度地回归,这可能是顺德企业该坐在一起讨论的一个现实问题。

  可以说企业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顺德企业的疲于奔命早已被北人看在眼中。早在1997年,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就曾向顺德提议:顺德是全国最大的风扇、冰箱、空调等家电的生产基地,但企业间‘内战’不断,白白消耗实力,何不把它们联合起来,组成全国家电中心,就打一个品牌——顺德。当时的顺德说:这事正是我们目前考虑的事。四年过去了,顺德的大同世界并没有构建,家门口的战争依旧是杀声震天。资本的目的并不是打造老板,而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顺德的许多战争要化干戈为玉帛,合作就应成为主流。
  
  顺德要想走向更大的成功就应克服顺德的资本文化的缺陷。只有这样,顺德的资本意志才能转化为市场战略安全。在资本面前,顺德的明天应该有一个新的起步。
  
  如果顺德在整合社会资源的问题上建立不了新的机制,产生不了新的意识,期待的收获恐怕就没有想象的那么丰厚。没有市场的占有,就没有家电企业的安全,顺德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拥有世界。
  
  附录:艰难突破重围
  
  (作者为广东省社科院前党组书记)
  
  顺德的产权改革是从1993年的下半年开始进行的。当时,顺德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为体现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增长,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投资失控、“按胆分配”、公厂“私”办等现象也顺德企业中也相当普遍。另外,企业之间同质化性竞争的情形也相当严重。顺德企业也和其他地方的企业也一样,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在这种形势下,在1993年珠岛宾馆的一次会议上,省委决定让顺德关起门来,进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性的全面改革。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明确表示了这个意图。
  
  顺德改革当时内定的策略是要关起门来,不让记者接触,也不要让理论界讨论,这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因素,一些极“左”思想还残留在一些人的心中。而且,此次改革涉及到的是最敏感的产权方面,因此,产权改革是在悄悄中进行的。
  
  选择产权改革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改革走到这一步,“放权让利”的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后的“承包制”证明不能解决企业改革深层次的所有权的问题;1989年后主张的“利改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但仍然无法触动企业的最核心的问题:产权问题。因此,产权改革势在必然。至于选择顺德作为试点,主要是因为顺德相对多元化的经济成分与较为发达的经济。
  
  1993年8月,顺德的改革正式启动。顺德的改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但企业进行产权改革,而且政府也进行相应改革,主动地转变职能。中央党校的副校长郑必坚曾经称:“顺德的改革是下面改,上面也改”。
  
  但是,顺德的改革还是在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1995年,在一本内部杂志《生产力之声》上,经济学家王珏分期发表了一篇有关顺德的长文《否定公有制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文章的定性不言而喻。1995年2月左右,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谈了这篇文章,怕对广东的改革有影响。
  
  1995年3月初,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到北京开会,会上他收到有关方面转来的一迭材料,里面是一些文章的复印件,包括王珏的文章以及《经济日报》的另一篇文章《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城市》等。在《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城市》这篇文章中,讲述了顺德糖厂的股份制改造情况,这件事情曾经闹得很大,有许多人告到了省经委。谢非书记接到材料后,找到了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及市长冯润胜,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叮嘱要注意一些敏感的话题的处理。
  
  1995年4月11日,我和张元元教授等人,以广东经济学会的名义(当时我是兼广东经济学会会长),专程到顺德进行了调查。4月12日、13日听汇报并且参观,并且在考察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当时顺德的做法都相当赞同。回到广州后,省委因为考虑到敏感因素而没有表态,而我们以广东经济学会的名义在5月中旬开了几次座谈会,会上,多数人赞同我们的看法,只有少数几个人持不同意见。
  
  1995年5月16日,在省长卢瑞华举行的省长专家座谈会上,卢省长对我们研讨非常满意,他认为顺德的方向是对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他还不能公开表态。1995年下半年,我专门组织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但广东的报纸不敢登。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打电话给我,说广东的几家大报都不能登关于顺德的文章,因为太敏感了。这篇文章因此只好作罢。
  
  现在顺德产权改革的成绩已经得到了认同。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细节,我感到顺德的改革可谓是冲破重重阻力,但是事实证明,顺德的改革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摸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2002年3月18日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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