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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系”股票雪崩 大鳄吕梁浮出水面(1)
  时间:2001年02月07日09:03      我来说两句我来说两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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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世纪之交“中科系”股票的雪崩,45岁的吕梁可能仍然选择往昔的角色:在国内证券投资的小圈子里名气很大,而在社会上却尽量低调,免为人知。

不过,就在中科创业(0048)于阳历新年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之后,这位颇以“先知先觉”自诩的“庄家”还是坐不住了。

吕梁提供的“内幕消息”中仍包含着重要疑雾,但最核心的事实却公之于众了。人们确切地获知,在A股市场上把中科创业(0048)及相关的所谓“中科系”股票炒得热火朝天的投资者们是一批“北京机构”,其中负责策划和指挥这场炒作的庄家首领人物叫吕梁;这位吕梁,又正是年来在媒体上神秘莫测地谈论大市的“K先生”。

吕梁其人

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

吕梁居住的北辰花园别墅地处亚运村,算是北京黄金地段的豪宅,真正的富人聚居地。两年前,他一掷千万买下这里的5号楼,打通了原来的几十个房间,对装修师提出的设计原则只有四个字:“浪费空间。”房屋装修完毕,逾千平方米的两层楼只隔出四五间房,余则便是上下两处各占数百米的大客厅。寥寥数件设计精美的家具饰物散布其间,愈显出客厅的空旷与气度不凡。仅此一举,便曾使各类前往拜访的人们叹为观止。

从吕宅布置的独特与优雅,也可以看到吕梁的另一面。他虽然被圈里人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鳄”之一,但性情看去绝无“鳄鱼”之霸气。吕梁本属文化人出身,早年间既画画又搞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河北进北京后一直是自由撰稿人。1988年,吕梁有中篇小说《国运》在巴金任主编的《收获》杂志发表,其实验性的写作手法在一些文学评论人士中颇受好评;次年,当时文坛相当活跃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东方纪事》改版,一批著名作家主持各个栏目,老作家汪曾祺出任总顾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朱伟出任特邀编辑,而“特邀美编”就是吕梁――事实上吕梁不仅是美编还是作者,在《东方纪事》上,他先后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邪说》、《疯狂?理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印象》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吕梁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深圳炒股。当时股票市场在报纸上声音微弱,而吕梁既做生意又写稿件,为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充当不拿薪水、只领酬金的记者,报道为什么要有股市和如何发展股市的大是大非。1992年5月2日,《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从第一版开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他刚刚完成的长篇《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吕梁在该报刊出了整版报道,题为《百万股民“炒深圳”》,因其痛快淋漓的描述、深刻的反思,很是轰动一时。

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开始,吕梁沉寂下来,不再以文人身份在媒体上曝光了。他自己的解释是从此下了海,从1996年正式算起,先是搞咨询,后来也直接指挥一些资金的投资运作。他在深圳、上海市场有动作,到1997年还曾在香港市场有动作。据说1996年12月《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之前,吕对此就曾有预言;1997年秋又组织资金适时撤出香港,躲过了此后红筹股的重创,也博得不少好评。

当然,这后来的“名气”主要是在证券投资界的圈子回旋撞击,吕梁活得很低调。直到1998年,他见到了老相识朱焕良,那位深圳著名的个体庄家。

此时,浸淫市场多年的吕梁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资金和关系。与朱焕良接头后,他有了新的决心和举动。

吕梁和机构

吕梁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

吕梁后来多次向前来采访的记者重述过这个曲折故事的开头:1998年中,朱焕良到北京找到他,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0048)股票施以援手。据说,朱当时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

《财经》杂志尚无机会向朱本人核实当时的细节,但在深圳的康达尔公司总部采访,可以感觉到该公司管理层与朱焕良确实相当稔熟,不少员工甚至干脆直呼其为“朱大户”。据吕梁向《财经》提供的一份长达两万字的叙述性材料透露,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他最终签下了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这一战略投资的合作目标是五年。” 吕梁没有主要用自己的钱来与“朱焕良+康达尔”合作。以彼时的勃勃雄心,他写下了一份标明“长线投资、长线持仓”的项目建议书。建议书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入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吕梁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将自己的组织方式类比为国外的“私募基金”,但也承认这在中国是违法违规的。“那合同要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会被判刑。”吕曾经允诺向《财经》出示相关文件,但最终没有兑现。

有朱焕良配合,由吕梁组织的机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时间在1998年底。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

据吕梁事后透露,收购康达尔流通股约在每股11元,共收购股份5500万股。按此计算,加上后来收购国有股所付1.75亿元,可知吕梁所组织的这一操作前后共动用资金7亿多元。

媒体操纵者K先生

吕梁把K先生发表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深蓝色的封面印有方形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在组织资金接盘康达尔后不久,吕梁又以更高调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到底是记者出身,吕梁对媒体的力量相当熟悉。1999年春,他以K先生的名义,在对二级市场影响很大的《证券市场》周刊上发表了《关于世纪末资本市场的对话》。对话调子很高,主要是在市场一片狼籍的形势下大言“机会来了”,同时为自己的看法贴上了“讲政治,做大势”的政治标签。这篇在今天看起来主要是高谈阔论的文字中,讲大势的吕梁只是在一处不十分显眼的地方,小心翼翼地加入了自己的具体需求――先在某处说应当把对“投机”这个词的认识变成“风险投资”的一种;后来又在另一处提示,“你可以注意那些有重大重组题材的个股,新概念肯定会从那里脱颖而出。我看好农业和生物科技领域”

。 在今天冷静地复读K先生当时的文字,可以看出吕梁的确谈出了对市场的某些积极看法,很煽情也很独到,但并没有、也不可能预测到几天后突发的“5?19”井喷行情。例如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他强调的是“市场下跌和基本面的大调整是一致的”;“我们判断这个市场下跌的趋势还会继续,因为基本面的调整还看不出有大改善”。他甚至说,“市场不能启动,这时候盼望大牛市是极不现实的”;希望只是在“重组”。

5月8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发表,正逢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股市随之震荡。有意思的是两周后竟出现了“5?19”,市场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喜出望外,雀跃不已。这时候,显然是借助了一系列“有心栽花”的动作,市场上种种说法将“K先生对话”与“5?19”联系到了一起。这是一个利益极大的市场,人们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于是,吕梁一箭数雕,成了大赢家。

吕梁把自己的四次谈话,加上一些读者反应、附录资料,编辑成小册子在圈子里散发。小册子黑色的封面,印有方形的“K”字标识,封面标题下的属名是“K工作室”。在小册子灰色的封底,一行黑体字写道:“K战略投资基金设计”。

1999年的画饼

“优质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出自吕梁关于康达尔的憧憬是何等辉煌如今自认失败的吕梁,很喜欢强调自己两年来的运作中一直具有对理念的追求;而破坏他的追求、致使他功亏一篑的罪魁,便是当初收购的康达尔公司和朱焕良其人。

这种解释中包含着部分事实。因为按吕梁的说法,他试图收购的康达尔,本来应当是个具有相当价值的企业,特别是有可观的土地价值。而真正到深圳接手康达尔之后,才发现企业财务混乱,黑洞重重;原来被认为最有价值的几块商业用地早已售与他人,卖价十分低廉,而且相当一部分卖出款至今没有收到。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了康达尔(深圳中科)出售土地的合同,购买方为集浩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经手人韩锋说。合同显示,康达尔卖地款应为7290万元,韩尚欠款5500万元。此外,从记者在深圳中科(康达尔)获得的一份《关于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情况小结》中,也可看出康达尔土地出售过程中黑幕交易重重,资金去向不明。

其实,早在1999年初正面接触康达尔之后,精明的吕梁已经逐步发现,此次收购“就像一个骗局”。不仅黄金地段的商业用地是不存在的,所谓“经营很好的房地产公司也有4个亿的假账,主营业务如果没有朱焕良送钱早就无利可言”。他在自述材料中坦陈,当时知道这些企业内部真实的操作故事后,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入主康达尔的吕梁及所率机构并未直面这样的无情事实,更不敢把上市公司真相公之于众。他和机构们的选择,只不过是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据说,当吕梁初次见到康达尔当任董事长曾汉山时,后者握住吕的手久久不放,热情表示他们“就像盼望解放军一样”盼望吕等人士“前来重组他们,解放他们”。吕梁的确不负众望。摊子还是那个摊子,企业还是那个企业,而吕梁除了带领机构挟巨资入场,在1999年一年中,对自己一直想“重组”的企业未有任何实质性作为。在市场上,仅凭借诸多大牌机构有组织介入的消息不胫而走,凭吕梁组织的资金与朱焕良联手锁仓的行动,康达尔的股价便稳步上升。

1998年秋冬,康达尔的股价在17元左右;到吕梁们进驻,股价于2000年三四月间稳稳地走到25元。“5?19行情”爆出了中国股市若干天的“满堂红”,此后的7月则出现了一派惨绿。不过康达尔无虞,在1999年7月,康达尔的股价从36元跃至40元再跃至45元,在可观的价位上整整横盘了四个月,此后也仍然稳站在令人满意的40元上。到这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名股票中名列17位,全年涨幅是111%。

这段时间,配合康达尔的步步上涨,吕梁所做的最直接的事情,就是组织了一篇关于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价值分析的文章。

文章1999年8月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一个整版。虽然作者署名“和讯信息”,但据记者查证,全部原始材料均由吕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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