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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国的瓶颈与突围方略
http://business.sohu.com/
[ 何帆 ] 来源:[ 中评网(独家授权) ]
引子

     问天下,几人能解中国银行业微妙心态?

     金庸记载:五霸岗上,令狐冲与众多英雄豪杰推杯换盏,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意气风发和豪情万丈。忽然,转瞬间,所有人都作鸟兽散,所有热闹都蒸发于无形,惟有挥之不去的冰冷与寂寞,以及困惑。令狐冲不明白的是光荣与热闹本由虚幻而来,当然也就不明白孤单和落寞亦虚幻而生。


     中国的金融部门现在面对外资金融机构兵临城下,内心惶惶,无辜的大眼睛中同样写满困惑:今日窘境之种种所为何来,昔日鲜花着锦、火上烹油之景缘何而去。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部门从计划体制下一个不起眼的小丫鬟一夜间变成了财权在握的主母。可是,他压根就不曾想过:这种光荣和热闹根本就是虚幻,真实的状况是她正在一步步走入险途。

     今天,一切昭然若揭:在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相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后,金融现在成了新的瓶颈。WTO带来的中国市场经济的汛期已滚滚而至,金融河道却堵塞了。


     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金融业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直面中国金融业的种痼疾,让我们深刻地洞察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我们还要思考应变之策,寻找国有商业银行突围的改革方略,为中国经济增长开路。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深化没有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是,尽管中国的金融深化进展很快,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并不显著。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家就开始关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戈德史密斯在其1969的开创性研究中提出,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金融发展的狂飙突进。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不成熟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原本就稀缺的资本却流到了拥有特权而不懂得投资的社会阶层。急需资金进行投资的是企业家,但他们却得不到足够的资金,特权阶级利用裙带关系得到了宝贵的资金,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投资机会,愚蠢加上贪婪,使用这些资金在他们的手中被白白浪费掉了。麦金农和肖谆谆告诫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入手,解除政府干预捆住金融市场的重重束缚,引进市场经济的力量,实现利率、储蓄投资的协调发展,惟有如此,才能让身患重病的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从理论上说,金融深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1)无所不在的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产生了市场上的摩擦力,经济交易活动因此变得举步难行,金融体系将起到润滑油的作用。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发展,信息成本将大大下降,使得市场经济活动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2)金融深化提高了国内的储蓄水平,并帮助储蓄寻找到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经济起飞都伴随着国内投资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跳过龙门便能够一步登天,失败之后,则只能永远地陷在贫穷的泥淖中。


     经济学家的这些雄辩的理论,在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面前,却显得手足无措,无所是从。清华大学经济学家韩廷春博士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表明,金融深化并没有像经济学家预期的那样强劲地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是考察资本市场发育程度指标,则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他的结论是,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仅提高0.008%。更令经济学家迷惑的是,传统的金融发展指标(比如M2/GDP)甚至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金融深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下降0.09%。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功臣?大量的研究表明,投资水平越高,人均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越大,经济增长率提高的越快。轰轰烈烈的金融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毫无关系!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金融深化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呢?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是由于中国政府习惯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当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候,中国政府担心经济过热,会减少货币供应量,但这时GDP的水平却较高,这导致金融深化程度M2/GDP较低;在经济衰退时期,中国政府通常又增加货币供应量,这时GDP水平较低,自然会引起金融深化程度M2/GDP相对较高。


     从更深的一层来看,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恰恰提醒我们反思中国的金融体系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答案可能会令人震惊:在改革时期,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使命是帮助计划经济体制苟延残喘。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财政-计划主导型经济,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绝大部分资金由国家财政直接拨付和调配。银行只是终日躲在阴暗的厨房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婢女。银行在传统计划体制中只起一个出纳和记帐员的角色,既没有盈利要求,也不承担风险。难怪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计划体制下中国唯一的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被并入了财政部----计划体制根本就不需要金融!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放权让利,向企业和地方政府让利,激发各方的积极性。这种渐进性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9年的国民储蓄结构为:个人部门23.55%,企业部门33.65%,政府部门42.8%,到1996年则依次转变为:83%、14%和3%。轻者下沉而重者上升。企业的利润多了,个人的腰包鼓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扩大了。在这看起来皆大欢喜的结局中,一个阴影正在慢慢靠近: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调整导致国家财政资源大大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0年的17.4%,1994年的12.2%,1997年的11.5%。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以致于有的学者惊呼:中国的国家能力正在不断弱化。拉罗什福科说过,“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不可能有道德的”,同样,一个正在逐渐丧失财政能力的国家必然会通过扭曲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在整个改革时期,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宠儿。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仍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国有企业还代替国家承担着就业、职工子女入学等社会负担。这导致了无所不在的错位。国家承担的职能部分地落在了国有企业的头上。随着政府在国内储蓄中所占的份额和财政收入的急剧下降,国有资本的注入越来越少,除了少数国家重点项目以外,国家无力向国有企业注资。拯救国有企业命运的重任又落在国有银行的头上。直到目前为止,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垄断了90%的国内信贷资金,其中90%以上的国有银行贷款贷给了占经济总量不足1/3的国有企业。这样,国有银行实际上代替国家充当了国有企业注资人的角色。


     源源不断的资金从银行存款流入疾病缠身的国有企业。从一个极端的意义上讲,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商业银行,因为国有银行的一切贷款都不是完全遵循商业赢利的考虑,政府的干预无处不在。为了使得银行的资金能够更方便直接地流向政府需要它们流向的地方,政府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性贷款,它们包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及外贸产品收购、农村扶贫、下岗工人的工资发放等贷款。这些贷款项目多是回报率低、周期长、管理不善、资金使用的随意性,因此偿还率极低。据香港大学肖耿教授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所占比重多以在35%以上。这些政策性贷款不仅逐渐积淀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而且也是导致中国90年代以来信用过度的根源。


     另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的信贷完全是由中央银行控制,并由国家担保。这样,谁获得信货指标,谁就分得一块利。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便具有了租金的性质,自然也成有关各方追逐的对象。一般来说,分取信货资金支配权的寻租活动会在国家给国有银行分配信货规模时开始。而信货规模的分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有银行在相应方面影响决策部门的程度。这样,在每一个计划年度,各个国有银行之间都要展开无休止的寻租竞争。为了寻租的需要,各国有银行会迎合决策部门的偏好而随意地调整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为重要的是计划分配的资金贷款又是与往常的贷款实际相关。这就迫使各国有银行千方百计来扩大贷款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面对着那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若它们还来申请贷款,国有银行往往并不关注其贷款可能造成不良资产的风险,而关注的是其贷款后是否能够支付银行的利息。这时,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银行的不良贷款也上升。

     还有,各银行并非出于国有的性质愿意承担政策性贷款,因为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多并不对其有利的。但是,政策性贷款的存在则为它们谋取一己之利创造了条件。因为,尽管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占其贷款有1/3以上,但是国有银行商业性贷款的比重仍然占有2/3。由于国有银行工作效率率、管理不善及产权关系模糊,其资金运作的效率多以是极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为了转移其商业性运作的风险,往往会模糊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关系,而把商业性贷款的风险基本上转移到政策性贷款上,风险或成本完全由国家或社会来承担,而收益则占为己有。只要到过中国内地的人,无论走到哪处,你就会发现即使是经济最落后的地方,银行帐面亏损最大,但那里的银行建筑一定是当地最好的。这就是上述理论的外象化。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不积累大量的不良贷款那才是怪事了。

     当银行快要烂掉之后,政府想到了股票市场。政府在90年代之后忽然热衷于发展股票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政府实际上把股票市场看成了为国有企业“圈钱”,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工具。这足以说明何以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这必然使政府忽视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并因此扭曲了中国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最终损害了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更为严重的是,为国企“圈钱”的同时,政府还想确保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的唯一手段,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有2/3的股票是不流通的,其中有1/3的股票是国有股。中国上市公司的先天不足,股权结构畸成了目前中国股市发展的最大难题。从上市公司的年报来看,上市公司一旦上市其平均利润率一年比一年低,股东权益回报率一年不如一年,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越长,其业绩越差,中国的上市公司完全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自然与上市公司先天不足有关。

     从股市的需求面来看,由于政府把股市的定位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或“圈钱”,因此,筹资的对象就是非国有资金。带有“国”字的银行资金、保险资金、养老基金、国有企业资金及信托资金都不能入市,剩下的只有老百姓的资金或非国有资金了。在《人民日报》社论鼓动下入市的股民渐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业绩每况愈下,股票市场上的丑闻不断爆发。面对风险如此巨大的股票市场,除非投机心切,哪一个人敢把自己的钱往虎口里填呢?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连续七次降息都无法把民众的巨大存款驱赶到股市的原因。民众对股市的长期投资不感兴趣,怎么能造成中国股市的繁荣呢?


     对中国金融深化进程的简短回顾告诉我们,所有的表面上市场化的金融深化,背后都有计划体制的阴影。这个阴影尽管越来越稀薄,但却越来越弥漫。

     中国离金融危机还有多远?

     1997-19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


     事实上,近年来,每当世界上什么地方爆发金融危机,马上就有人预测金融风暴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1999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主题就是:中国会是下一个吗?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在他那本引起极大轰动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耸人听闻地预言: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而这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就是银行体系的危机。就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而言,经济增长的放缓、外贸出口急速下降、严重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工业生产力减弱、国有企业严重亏损、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或金融坏帐严重等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环境,使得原本改革的幅度和速度都遭遇到巨大的考验,增加许多不确定因素。怪不得与中国十分友善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柏格斯坦也会看淡人民币,说中国面对着巨大的金融危机。

     这些担忧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的金融体系和东亚经济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和遭受危机的东亚经济一样,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也占有绝大比重。和遭受危机的东亚经济一样,中国的银行体系中不良债权比例也高居不下。当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的银行不良债权比例甚至比韩国和马来西亚还高,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遭受危机的东亚经济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中国的负债率当时高达155%。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2001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10%和12%,,韩国为3%,1999年中国的不良贷款比例普遍估计在30%以上。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教授的估计,中国解决不良贷款的成本也占GDP的25%以上。


     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我们的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判断:

     首先,尽管中国经济制度的微观基础与市场经济要求相去甚远,宏观环境依然困难重重,但还没有出现近期内导致金融危机的因素。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增强了中国的国力。而中国在经济转改革是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原有的经济秩序的基础上一点一滴地创立新的经济秩序,新旧制度交织着运作。这样的运作体制成本可以会十分昂贵,但它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在“一夜”打碎原有经济秩序,而又不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时使整个经济活动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由此中国生成一片片十分有活力的私营经济绿洲,它们也分享着中国经济成功喜悦。

     其次,从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来看,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且长期外债占大多数,短期外债比重小。1997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70.3%,长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87.9%,偿债率和负债率、债务率分别为7.3%、14.8%和63.2%,均在国际警戒线这内。中国的外债总额仅仅1186亿美元,相当于GDP5%,1998年还债总额为130亿美元,只不过总出口的9%。这样外债结构既有助于防止外资抽逃,又可避免偿债高峰的形成。但是,也应该可以看到,一方面中国“资本外逃”每年规模相当,同时也保持高速的外商直接投资。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引进国(中国资本多以来自香港)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外逃”有关。不少“资本外逃”在出境烫金之后,然后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再投资回来。这些资本自然会减小发生金融危机的压力。


     另外,中国银行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只有经营项目下可兑换,资本往来项目下受政府严格管制。这就意味着居民和非居民不可以在中国境内进行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买卖,国际资本在中国不能自由流动。这就能有效地防止外国投机资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人民币也就不会出现像东南亚国家和巴西那样受国际金融投机者的巨大冲击。还有尽管中国的银行体制内有严重的问题,但也正因为这种银行体制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国内居民储蓄存款连年快速增长。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受到降息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有点影响,但不大。考虑到中国金融结构的多样化仍然滞后,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所以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趋势仍然会持续。

     如果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也没有压力使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国近年来一直对华贸易中出现了巨大逆差。从美国的利益来说,希望人民币稳定,减少贸易逆差压力。因此,如果中国发生金融风暴,美国至少不会推波助澜。再就是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已开始放缓,随着美元由强势到走软,自然会减弱人民币币值的压力,这也有利于剌激出口,增加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再加上,近来是中国银行体制的调整,金融制度的改革加速,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金融风暴的所采取措施。

     然而,一颗颗定时炸弹正在中国金融体系内部嘀哒作响。银行不良贷款或坏帐是目前困绕国有银行的最大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良债权只是一个存量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需要解决历史遗留的不良债权,那么中国的银行重组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能够解决不良债权存量的办法很多。首先,政府可以发行国债。尽管中国在近几年以来一直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的财政赤字比例正在慢慢爬升,但是,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势头,中国的债务负担将在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后逐渐回落。按照他的估计,即使中国政府为了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增发国债,中国的债务余额与GDP比例的峰值也不过40%左右。其次,政府可以增发货币。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增发货币并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香港联交会主席沈联涛还指出,通过让本币贬值冲销本国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也不失为一个万不得以的方法。他的思路是:商业银行把不良债权交给中央银行,并从中央银行那里获得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券。由于中央银行发行的债券是优质的资产,商业银行实际上是用一个烂苹果换走了中央银行的好苹果。中央银行的资产中以下子增加了大量的坏资产。不过,中央银行还有一部分资产,那就是其外汇储备。如果中央银行使本国货币贬值,那么以外币计值的外汇储备资产便相应地升值。这样一来,中央银行由于置换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带来的损失便得到了补偿。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仍然能够平衡。


     所以,如果只是要解决存量的不良资产,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会很多。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让未来的不良资产越增越多。站在2002年的中间,环顾日益败落的中国金融业,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吗?

     加入WTO:中国的金融业将无处可逃


     侥幸躲过东亚金融危机的中国金融业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原本藏在资本管制保护伞之下的中国金融业,即将面临着野外风雨的粗暴洗礼。脆弱的中国金融业,这次是否将真的无处可逃?


     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有关协议,中国银行业开放时间表的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连;在加入WTO一年内,取消在广州、青岛、南京、武汉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取消在济南、福州、成都、重庆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内,取消在北京、珠海、厦门、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内,取消在西安、沈阳、宁波、汕头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内,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批发业务放开;在加入WTO五年内业务,允许外资银行对中国居民提供人民币业务服务,即人民币的零售业务放开。显然,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外开放协议。


     天边的乌云预告着风雨的到来,但是这场风雨究竟有多么猛烈呢?在这个协议的框架下,基于对中国内地金融市场的不同判断,不同的机构对于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表现出不同的预期。总体上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相当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找重开拓高端市场的花旗银行为代表。花旗银行的专家在分析其进入中国市场的份额预期时强调,如果花旗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太高了,华尔街的分析师会提醒投资人:“花旗正在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这会降低银行在市场上的价值,这不是股东们所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些聚焦高端客户的部分外资银行只会努力做好在中国的、其市场定位范围内的部分业务,但不会追求市场的份额。换言之,在花旗银行的专家看来,如果不能为花旗银行带来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场的盈利水平,花旗银行是不会盲目扩大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的。这一点在近期花旗银行浦东分行对于理财客户最低存款限额的规定上就可见一斑。

     (2)谨慎的预测。这一点以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为代表。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在中国加入世贸十年后,外资银行在中国贷款市场的占有率会由现时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据该报告的预测,假如开放银行市场能让银行业总借贷额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每年增长13%,外资银行贷款增长每年将达到四成的复式增长,在二零一零年时外资银行贷款额将有百分之八的市场占有率。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贷款市场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时,外资银行的放贷额只及中国内地银行业的百分之一点七。


     (3)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目前经济界被较为广泛接受的预测,是预计10年之内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平均会达到10%,这一预测稍高于渣打银行的预测速度。


     (4)积极的预测。这以亚洲开发银行的专家的预测为代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莫利预测说,中国的银行将在入世后丧失相当大的市场分额,其利润份额也将大大缩小。他说,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所占的份额过低,中国加入WTO后10到15年,将可能占据中国金融市场约30%的份额。


     金融开发将对中国的金融部门提出严峻挑战。人们惊呼:外资金融机构将大举入侵了。加入WTO将对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两个方面的挑战:其一,原先在封闭条件下看似固若金汤的宏观稳定也将随着资本管制被迫放开而充满危机。金融的开放必然增加外汇管制的成本,同时削弱外汇管制的收益。这种收益和成本的不对称变化将会使得中国的中央银行官员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外汇管制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其收益。而这正将是中国的外汇管制被迫开放的那一天。放开外汇管制的时候,潘朵拉的盒子也就打开了。其二,中国的金融业将直接面临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中国的金融体系处在最困惑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呢?


     当我们检阅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我们会首先失望地发现:中国的银行只是渺小的庞然大物。说它庞大,是因为它的雇佣人数远远超过其国外竞争对手,营业网点在中国星罗棋布。然而,这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能夸耀的,而恰恰是我们将要为之悲哀的。即使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中情况较好的中国银行,其从业人数为世界十大商业银行之首的美国花旗银行的2.11倍,中国工商银行的从业人数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的28.06倍。从分支机构数来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的99倍、142倍、34倍和91倍。再看另一面,人均存款花旗银行是中国国有银行的5倍等。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将面临以下巨大困难与问题:中国金融业只停留传统的业务中,根本没有走上现代,缺乏实现现代金融业功能的机构与工具,中国加入WTO后,在不少方面缺乏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由于产权界定不清,中国金融业没有分散风险的功能,致以金融风险越积越大、越积越多,金融危机难以化解;在利率严格管制、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的情况,金融市场不仅不能为经济当事人提供准确有效的决策信息,反之,整个市场信息严重失真、扭曲、误导,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严重误置;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扭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失灵,这就使得一方面导致大量地金融业优秀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导致金融监管不力、金融违法违规普遍、金融犯罪严重等。

     对于证券业来说,而在人民币资本帐没有开放的情况下,无论国内资金的流出,还是外国的资本进入,都是无法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本要直接进入中国股市是难上加难。当然,目前人们正在考虑采取QDII和QFII方式让国内外的资金能够自由国内股市或进入国际市场,但是这些方案要实施应该存在着重重障碍,在短期内可能性不大。而且我们从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否对外国公司有吸引力,它们是否愿意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经济中脱胎而出的新兴市场,中国股票市场能够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发展现在这样一个规模(截止2000年年底,中国的股票市价总值达到4.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7%,境内外上市公司的家数达到1211家),其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但是中国股市在十年来的转轨过程中所积累的问题之大也是不争之事实。如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上市公司作假造假、庄家操纵股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股权结构不合理、中介机构缺乏诚信、证券监督形同虚设、市场泡沫巨大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外国的投资者是否愿意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是值怀疑了。


     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大、风险高的市场中,如果进行投机,那么外国投资者或外国基金敢于冒大的风险进入中国市场,但要这样做无法绕过政府没有开放资本帐的限制;对于一种长期投资来说,面对巨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投资者一定会慎重之慎重,他们是否会进入这个市场就在于它们风险收益比较了。面对着问题重重、风险巨大的股市,外国投资者一定会多几分谨慎。

     从问世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就一直是公众注目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所得到的这种关注与其地位是不相称的。在国有企业得到的资金支持中,来自股票市场的那一部分只占到GDP的1%,而来自银行贷款的那部分要占到60%。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个新兴的市场在其青少年的时期就沾染上了许多不良的风气。随着股市泡沫的不断膨胀,股市身后的影子也显得越来越庞大。遗憾的是,巨大身影背后拖着的仍然是一个小小的瘦弱身躯。

     坚架谨构起高层:必须从产权改革入手

     痛定思痛,正是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整个金融业仍然基本上为国家所控制,20年来的中国金融业改革怎么也越不过政府所设定的障碍,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也比比皆是,因此,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如何清楚界定产权,如何改变中国金融业公有制的制度缺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保险公司等)的产权制度,尽管经过形式上的现代股份制改革有所松动,即打破了那种传统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安排,但是其实质上仍然是产权既清晰又模糊的。谓之“清晰”,是指按照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被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在国有制下,国家是公司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因此,它的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应由国家来承担。既然国家承担了一切责任与风险,它自然要获得相应的权力。理所当然,国有金融机构的主事人也应该由国家来任命。这样,由国家任命的公司经理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金融机构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机构是如何的不合理,但政府利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金融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要实现政企分开是无解可求的。


     谓之“模糊”,是指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因此,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除非是出自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否则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产权关系不仅表现在财产终极所有权上的极端抽象性,而且表现在法律所有权上的不明确性,即通常所称的“产权缺位”。面对着国有金融的产权缺位,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两权分离”的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革,试图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来实现产权多元化,以便弥补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制度的不足。但是,这样的思路并没有改变产权缺位的不足。反之,各利益主体则利用“产权缺位”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即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

     可见,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上述各当事人都会趁其机会谋取自己利益。目前尽管中国金融业改革近20年,但大多数国有金融机构业绩一年比一年乏善可陈,不少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屡见不鲜正是其产权制度安排使然。


     可以说,在“两权分离”的产权安排下,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并没有排除政府合法性暴力的模糊边界,政府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侵权活动仍以某种合法性的方式进行并不会受到约束与规范,产权安排仍然是虚拟化和抽象化。这样,国有金融机构根本就不可能超越政府成为市场运作的主体。因为,这里政府与国有金融机构都是国有财产的代理人,它们都不需要为国家所有权承担责任与风险,同时政府还会利用其掌握的权力来掌控国有金融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来为政策目标服务或为其单位及个人谋利益。在现行的产权安排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很难逾越政府这一障碍。因此,产权制度改革是21世纪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前提条件。


     今年3月18日,招商银行(相关,行情)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股意向书,将向社会公开发行15亿股A股,发行价格将通过预路演和路演启动市场价格发现机制来最终确定。这是继浦发、民生和深发展(相关,行情)之后国内第4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说,随着招商银行的上市,银行企业上市的节奏也在加快,一批股份制银行已经准备就绪。华夏、光大、交通、中信实业、福建兴业等商业银行已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报材料。国内银行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也表示要加紧重组改制。可以预言,未来一两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将兴起上市热。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讲,银行上市不仅可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能够促进与国际接轨,提高国内银行管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上市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其资本充足金,而且能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则运作。而且银行上市的过程就是国内银行真正转变机制的过程。银行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有助于改变中国金融业产权单一、缺乏活力、效益不高的现状。通过上市,让金融机构告别“黑箱操作”,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是规避风险的最好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产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银行能够从政府的干预中脱身,是为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彻底走出计划体制那驱之不去的阴影。如果没有这种坚定的方向感,银行的产权改革反而可能会走入一个歧途。

     变成恐龙还是鸭嘴兽

     在这个金融风云动荡的年代里,迅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优胜劣汰”比赛中最重要的竞争力。借用进化生物学的术语,这是一个“间断性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的时期。按照古生物学家哥尔特等人的研究,物种在绝大多数时期内一直保持形态稳定不变,而在某个短暂的突变时期,过去占据优势的物种迅速地灭绝,新物种迅速形成。新物种形成之后又可以进入较长时期的稳定状态,此即为“简断”和“平衡”的含义。正如艾丽斯在幻境中必须不断地跑步才能停留在原地一样,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新物种也必须不断地涌现,才能在旧物种灭绝后维持生物圈的平衡。


     以传统银行业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业注定无法发挥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从传统银行来看,银行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提供支付系统,另一个则提供信贷。但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整个传统银行业在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都在日益缩小。支付系统的部分是很机械的。随着信用卡的出现和广泛使用,以及支付手段的多样化,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了。作为提供信贷的途径,银行还起到一定的作用,把个人分散性的流动资本集中起来做合理投资。对于那种短期的、流动性大的投资,银行贷款是合适的,但是对于那种长期的、流动性差的投资,银行信贷就不适合了。从而使得银行这种组织结构表现为相当的不稳定性。市场越不活跃,这种金融组织越是不稳定。

     脆弱的银行尤其能够得到政府的同情。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对银行业的保护得以用立法的形式确认。这尽管在当时对稳定经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银行体系在长期的保护之下越来越脆弱。因此,政府保护改变了银行所面临的激励机制,从而也改变了它们的经济行为,同时也削弱了银行间的互相竞争力。越保护越脆弱的例子不胜枚举。日本经济为何一蹶不起,根本上就在于其银行体系的脆弱性。而日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又深深植根于日本政府长年以来对国内企业和国内银行的呵护。反之,美国之所以会避免近几年来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美国有一个金融各业充满竞争的市场。在这里,传统的银行及银行系统在逐步消失,在竞争的条件下,它被一些能够满足个人需要的金融机构所取代,比如说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各种共同基金。随着近二十多年来金融技术的发展和银行国际化所带来的竞争,各种壁垒形同虚设,其他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衍生产品等,不断侵入银行业原有业务范围,包括提供短期信贷和支付手段,大有逐步取代商业银行之势。


     地球上有一群嬴弱的恐龙,它们在黄昏的暮色之中忧伤地哀鸣。它们的衰落的命运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这时候,他们仰望天空,看到了那眩目的陨石雨。传统的商业银行正面临着和恐龙类似的命运。因为,传统银行的功能很快地会被其他金融业所替代。而且只要比较一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技术、管理和人才素质上的差异就更能看得清清楚楚,商业银行所具有的功能比投资银行至少要落后几十年。事实上,美国的传统银行业正以不同的方式萎缩。30年前,银行业在美国经济中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0%,但目前已经收缩到24%,而且这种萎缩现在还在继续。


     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夕阳产业,中国银行业的情况比起国外同行只会更加糟糕。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业基本上是以一般存款、贷款和结汇业务等传统银行业务为主。还有,尽管中国债券余额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由1995年的8.5%提高到2000年的12.89%,股票流通市值占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41%迅速增加到2000年的10.49%,但银行的金融资产总额仍然占绝对比重,特别国有银行的金融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额的比重仍然高达66.17%。而外资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为现代银行业务阶段,如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它能提供债券、期货与期权、项目及资产交易、产权交易及基金管理、并购、重组、股票上市、项目融资、外币往来帐户、国际结算、托收、流动资本融资、贸易融资、保管、经纪人清算及结算服务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即使是美国的银行不是全能银行,但除传统业务外也进入了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领域。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早已完成了从传统业务向现代业务的功能转变,银行帮助企业分析发展前途、资产现状、财务结构、如何才能实现资产的最佳组合。但中国的银行业只守在传统的业务上,其竞争力自然削弱。目前,即使坚持分业经营的方式,但与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前的分业经营状况仍然相去很远。之前的美国银行除了不能承销证券与股票,不能在证券二级市场上证券与股票的自营商之外,其它的金融业务都可以涉猎。


     对金融组织体系来说,外国金融业进入后,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格局。因为从现代金融学的功能角度来看,中国目前的金融业体系多以是以相似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归结为一个行业,然后以行业标准来作为金融业的部门分类,如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等。但是,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传统金融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有些金融新产品已很难明确地归属于某一传统行业。所有的行业划分都是相对的,金融组织或金融机构的变化不断地打破传统的行业分工,又产生新行业分工。而中国加入WTO,外国金融组织或金融机构一定会以这种现代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会对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从而改变这种传统的金融体系格局。


     中国证券业垄断的程度应该不逊于银行业。首先,直到最近,上市公司都是上市配额制下上市,股票上市规模就像计划体制下的资金、物资等一样,完全为政府垄断。即使从现在开始采取国际市场通行的上市核准制,政府的垄断仍然会阴魂不散。由于政府垄断,上市公司基本上为国有企业所把持,目前的上市公司90%以上为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所占的比重为70%以上。正因为股市基本上为政府所垄断,市场的信息传递机制发生扭曲、价格运作机制无法形成,市场只能处于无效率的均衡运作下,特别是上市公司上市后,业绩逐年下降。

     挑战并不仅仅是对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的。展望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迟早要面对继续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还是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或是实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难题。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即使国有的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但新进入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实行是混业经营。这不仅削弱了国内金融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有效的监管。


     管制意味着竞争者数目减少,竞争激烈的程度降低,市场的优胜劣汰的机制受到抑制。在目前金融业,与市场相关的一切金融业务完全为严格的准入制度所管制,市场供给方面的竞争必然受到严重的限制。如各种金融机构及中介组织完全为国有公司所主持。这不仅为它们垄断金融业资源创造了条件,也让它们违法作为提供了可乘空间。因为,在市场运作机制遭到扭曲之后,监管者难以界定、发现和处罚严禁操纵股市行为。对付金融市场操纵价格的行为的根本办法,可能不是日益完善的规范,也不是监管人员的增加、素质的提高、技术手段的改造,而是放松对市场供求关系的管制。只有加强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竞争,才是真正的“监管”。

     目前,面对着股市一系列欺诈事件披露出来,严厉指责证监会诸多工作失误、要求加强监管力度、治乱市用重典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这些观点无论是从学理上来说,还是从实践经验来看,都是不成立的。已有研究表明,监管好处可能是人们想象的。因为,从立法上说,任何完全法律法规都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制定完全的法律法规,或是当事人都无法遵守,监管者无法执行,法律形同虚设;或是当事人为了满足规定的要求作假造假。如果法律法规是不完全性的,那么人们总是有规避它的方式。而且管制总是带有很大随意性和应急性,投资者无法形成合理的预期,结果是市场的风险性增加、信心下降等。因此,现在不是进行监管立法的“大跃进”,而是应该检讨清理对现有种种金融法规,对已有或者拟有的每个法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金融立法活动严格制定规则及严格监督。这样,对于行业的自律机制的确立、社会监督功能的发挥都可以市场法则的基础上确立。


     总之,确立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应该以市场法则为依归,是放松管制而不是加强证券管制。当然,在放松管制的同时,政府还应该完善事后制约的责任制度体系,特别是个人民事索赔机制,实现从政府审批、执法到当事人自律、法院执法方式的转变,以便减少对监管部门工作与依赖。只有这样,才是通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之路。


     所谓功能性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来设计金融监管体系。它不是如传统的监管体制那样关注的是金融组织及机构,而关注的是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并以此为依据确定相应监管机构和监管规则,从而能有效地解决金融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现象的出现;它也面对金融业务交叉现象层出不穷的趋势,强调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主张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对金融业实施整体监管;还有,由于金融产品所实现的基本功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使得据此设计监管体制监管规则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能够更好地适应金融业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

     而中国功能性监管体制的建立要求对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与重整。首先,有必要尽快对现有的金融法律进行全面的修正,建立起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要求的中国现代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其次,功能性金融监管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这就要求从以前的三架马车的分业监管体制逐步地向一个统一的中央监管体系转变。而就目前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来看,正是缺乏这样一个中央监管机构。因为,在分业经营的体制建立以前,中央银行居于我国监管体制核心地位,由它实现对整个金融业的监管。随着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中央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保险业、证券业监管的概权力,形成了中央银行、保监会、证监会三足鼎立的监管体制,使得监管权力分散化。如果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它就能从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出发,对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交易予以全面监管。既可以解决跨行业金融产品监管权限模糊不清的难题,又可以对不同监管机构的矛盾与问题进行协调与整合。



     竞争和创造性。这是决定中国金融业在21世纪命运的两个关键词。请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自主地进行试验。也许,最初诞生的新生事物总是会令人难以接受。比如在恐龙灭绝之后,可能出现的是笨拙可笑的鸭嘴兽。但是,我们应该像恐龙那样优雅地死去,还是应该像鸭嘴兽那样勇敢地生活下去?

     政府需要提供创新的温床

     哪怕是一棵小草的生存,也需要一系列适宜的阳光、土地和水分。中国金融业的创新更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这其中包括


     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允许竞争的话,金融市场就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信誉机制,这些金融中介组织、非政府机构在维持市场秩序、维持竞争机制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如何用信誉机制来约束这些金融中介组织的行为呢?这得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组织的利益一定要与其的信誉相关,金融中介组织不能被垄断。如果只能由政府指定谁可以设立其组织、他人无法自由进入的话,那么这些中介组织不是在损坏其信誉,就是在“寻租”,内地大量的金融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实际上都在“寻租”。

     利率、汇率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在利率与汇率严格管制下,它不仅不能为当事人提供准确有效的决策信息,反之,整个市场信息严重失真、扭曲、误导,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严重误置,从而损失了金融体系传递信息的功能。在利率非市场化的情况下,不仅会使货币信贷扩张受阻,导致货币信贷传导机制不畅,而且会造成货币资金在正式的金融体制外运行。

     金融监管必须以市场法则为依归,而有效的金融体系确立是一个自然扩展的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法律环境、企业规模、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市场的发展并非是人为设置的结果,更不是由外部力量强加和推动的。因此,如何强化市场运作机制的功能是最好金融监管。因为,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才能让人们唯利是图的本性得以约束,市场合约精神及诚信法则得以确立。

     面对金融全球化及加入WTO后的国际挑战,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应该是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所谓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法律、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信息披露机制、交易与清算组织、监管机构等。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都是与金融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分不开的,而且金融基础设施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金融活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传统的金融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了。如传统的会计制度只在侧重反映价值分配的信息,缺乏识别风险分配的有效的会计结构。因此,中国加入WTO必须对金融基础设施进行大的改革与调整。其中包括现行的会计制度、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法规等:首先,完善和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例如,需要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进行重新修订,需要制定《投资法》、《信托法》、《投资公司法》、《投资基金法》等等;要完善和健全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就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弄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原则,进行补充、修改、取消及建立。


     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所应对的,并非仅是按照传统的行业标准对现行的金融机构与金融组织进行调整与完善,而且是要根据配置金融功能的需要对传统的金融业进行全面的调整与重组。对中国银行改革,我们将提出一种分立性重组的思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国有银行改革的基本思路有三:一是打破目前国有银行的国有独资局面,全面实行产权重组及银行股份制改造,但这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在短期内要冲破其樊篱并非易事;二是改善目前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银行的组织领导,即如何寻找一个企业家型的行长。这是目前管理层较为看好的改革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既没有意识形态障碍,也不触及既得利益,不过,由于这种改革方式根本不可能深入到旧有体制的实质,不能摒弃原有体制运作的痼疾,加上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好的领导者身上,完全是人治所为,并没有把机制运作制度化,因此,其成功可能太小。三是监管约束。即利用监事会、审计等对信贷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即如何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这是借鉴发达市场体制下理想的运作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在一种制度环境下会行之有效,但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能否成功是不确定的。


     可以说,上述的几种国有银行改革方案,无论是哪一种,其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因为,上述的国有银行改革基本上没有走出传统金融业的思维方式,即把现有的银行业看成是一个个的机构或组织的集合,因此银行业改革只是为这些机构或组织建立各种法律,设立不同的规章制度。国有银行要改革,并不是把现有金融体制、机构、市场及产品看作是既定的前提,也不仅仅是对现行的金融制度、法规、机构等方面的不足进行修补与改善,而是要检讨其功能的发挥与效率,并通过金融机构、工具及产品等创新来促使金融体系的各种功能效率的提高。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银行业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银行重组和兼并事件此起彼落。在美国,1975年至1997年间商业银行的间数下降了35%,平均每年发生兼并事件有400起(Gart,1994)。而这大量的银行兼并事件的发生也正是促使银行体系的各种功能效率提高的结果。那么,这种从小到大扩张性重组或兼并是否也适应国有银行业的改革呢?我们可以从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的界定来理解。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交易在企业内进行比在市场进行更有效率时,企业倾向于扩张。反之,企业则会缩小其边界,更多地诉诸市场。而且从资产的性质来看,如果不同的资产具有互补性,那么其资产在同一组织中交易费用较低;反之,如果不同的资产没有互补性,其资产在同一组织内运作收益是递减的,因此,为了提高资产运作的效率,资产的分立使用也就在所难免。


     根据上述理论,国有银行作为一种商业企业,它的规模与范围在哪里?它的重组或兼并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应该是显而易见了。因为,从国有银行的现状来看,中国银行业改革了20年,但仍然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其原因就在于整个银行业直到现在还完全在政府垄断管制下。正因为国有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完全垄断,从而导致了中国金融资源严重误配。也就是说,国有银行改革无论保持现状,还是从小到大的扩张性重组都是不可行的。而分立式重组则可能是国有银行改革一种新思路。


     这里所指的分立式重组不是以往的从小到大银行扩张性重组,而是四大国有银行根据其实际情况从大到小的分立式重组,是通过对现有的规模过大、垄断过高的银行体制实行有机的分解和重组,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通过一系列配套的改革政策,对原有国有银行实行产权结构优化组合,从而使得分散的非国有的民间资本能够进入国有银行体系并形成对国有银行实行有效的企业控股权,使得国有控股权逐渐地退出国有银行。这种分立式的产权重组基本上采取了国有不控股、职工普遍持股、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模式。它不仅可以打破了国有银行改制的产权瓶颈、意识形态障碍,通过国有银行边界、规模的重新选择,突破政府对国有银行改制的根本性制约,从而形成银行体制内的市场有效竞争,并为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动力和源泉。


     为了完成整个四大国有银行的分立式重组,可以先让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改制为银行控股公司,然后根据各地方分行资产质量、经济效益的情况组成资产结构各异的股份制公司。这样就可以让一些资产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地方分行向社会公众增发股票上市。国有银行控股公司并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调整。如一是由上市的控股子公司按其发展的需要重组部分现有分支机构;二是关闭部分地区的分支机构;三是取消分支机构某些部门,分立式组成信用卡、保险、基金管理、证券经纪等专业性的股份公司。
2002年6月17日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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