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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银行在金融改革中到底会帮忙还是添乱?
2003年9月3日15:30   [ 钟加勇 ] 来源:[ 商务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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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担心的是,作为学者,徐滇庆等人的初衷和制度设计再好,毕竟不能代表投资金融业的民营企业的想法——它们会是遵循制度的好“猫”吗?对当前正处于微妙阶段的金融业来说,民营银行到底会帮忙还是添乱?

  2003年7月22日,当长城金融研究所把历经3年多时间精心准备的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摆在参加北京大学“金融制度创新研讨会”的40多位金融专家面前时,许多人认为,民营银行的推出已是水到渠成的事。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学界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升级,民营企业对进入银行的胃口引起人们对风险的更加关注,而银监会则三缄其口,事情似乎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成方街”、“康德里”再掀波澜

  2003年8月13日,被称为“民营银行总设计师”的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刚从广州出差回到北京,就看到在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时报》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分别刊登了署名为程方杰、康德理的评论,公开指责:“闹闹哄哄的民营银行问题,其实是一种炒作!”

  程方杰和康德理的谐音成方街、康德里,正是央行和刚刚成立的中国银监会宿舍所在地。

  徐滇庆对此大为光火。他指着“程方杰”的文章对《商务周刊》记者说,“胆子不小啊!为什么不拿中南海做名字呢?我马上了解了,这根本不是官方的态度。”

  徐滇庆表示,要写一系列文章对此进行驳斥,并揭露其目的就是“维护垄断”,而且“为了维护垄断而置民族安危于不顾”。

  “民族安危,就是金融业非改革不可了,你还不改。咱们现在的金融状况,能够经受得起2006年加入WTO 5年之后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冲击吗?”身任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的徐滇庆义愤填膺,他激动地说,“如果不能面对这个冲击,咱们民族就要面临像泰国式、马来西亚式的金融危机了。而维护垄断,只是维护小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对民族来说,它是一个罪行。”

  徐滇庆强调,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不能含糊的,如果是一般的年轻人可以原谅,如果是负责的干部,恐怕就要引咎辞职了,“因为你否定的不是我,你否定的是邓小平以来的一系列政策路线。归结为4个字就是:打破垄断!”

  在接受《商务周刊》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徐滇庆始终显得情绪激动,“打破垄断”几乎成了口号。他承认:“因为这篇文章,我嗓门立即高了一度。”

  对徐滇庆来说,除了暗箭在向他射来,有些明箭也是对着他的。但从徐的本意来说,他很乐意别人跟他进行辩论。

  他甚至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操起电话跟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易宪容研究员讨论起来。原因是易宪容认为,“民营银行最好一家也不要批”。

  “事实上,两年前,我基本上是同意徐滇庆观点的,”易宪容对《商务周刊》说,“但是近一两年来,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易宪容的转变源于证券市场上,近年民营上市公司被报道出来的一系列造假行为,比如欧亚农业、格林柯尔、中国稀土等,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易宪容发现:现在民营企业一旦进入金融业以后问题很多,原因是它们的信用没有保证。

  他向记者转述了一家证券公司老总告诉他的经历:他们现在做上市公司的审查,如果做国有企业,还可以到档案馆把企业的财务报表等资料拿出来,但是如果做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他就告诉你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晚上一起出去玩,明天秘书再把资料送过去。

  这就是一个造假的过程。“也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报表,人家都可以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信用在哪里?由此类推,民营银行凭什么就保证它的信用就很好呢?”易宪容这样反问。

  但徐滇庆认为,真理是实践出来的。“民营银行现在被歧视,被压抑,连出生证都没有。你问民营银行会不会有骗子?当然会有,那么就不应该让它出生了?”徐滇庆一再向记者反问道,“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中国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几乎全是坏人,都是监狱里放出来的,头一批企业家几乎没有一个剩下来,那么我们就把民营企业全关了?怎么会糊涂到这种程度呢!我们连自己基本走过的路都要否定!”

  北大研讨遭遇现实问题

  在徐滇庆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民营企业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垄断,形成市场竞争的格局。银行业的改革也不应该例外,关键是要自下而上,组建完全民营的银行。

  徐滇庆就是在这样的判断下设计民营银行。他说:“民营银行,是新的机制,它会发展,它有前景。而过去的机制,没有前景,没有未来。”

  和很多经济学家一样,徐滇庆对中国的民营企业抱有厚望,并对民营企业无法获得金融市场这个倍加器的帮助而愤怒。“中国并不缺银行,”但他指出,在这么大的银行数量之下,占GDP65%的民营企业,拿到的贷款不到30%,央行三令五申银行要加强为民营企业服务也效果不大。徐滇庆把原因归结为体制问题:“只要一放手,银行行长、民营企业家和市长就勾结起来,盗窃国有资产。民营企业家要贷1个亿,就能拿出3000万来把市长和行长摆平,实际上他只拿到7000万,然后他携款潜逃。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回到一个原则问题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清晰。所以,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还情有可原,给民营企业一贷款,一旦还不回来,一抓一个准,贪官污吏和行长都得进监狱。所以就更不敢做了,最后就形成民营企业拿不到贷款的局面。”

  在徐滇庆看来,好的制度下,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坏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坏。他认为:“我们现在的金融制度就有问题,地方官员和银行行长,未必是坏人,但是在现行制度下,民营企业家要拿到贷款,就很容易走行贿的路。”

  “悲哀不悲哀!这是我调查的结果。”徐滇庆表示心痛。因此,在他的理想中,民营银行就是制度创新,就是针对国有银行垄断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股份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虽然也属于民营银行的范畴,但却不属于徐滇庆想要创新的民营银行,因为它们并没有打破垄断,反而被“工农中建化”了。当然,这也给它理想中的民营银行提供了市场机会。

  经过3年多的探索,长城金融研究所基本上设定了自己理想中的银行——对银行章程、股权设置方案和发起人协议、可行性研究报告、风险防范和内控制度建设等内容做了详实的规定的5家民营银行的组建方案。这5家拟成立的民营银行分别是沈阳瑞丰银行、西安长城银行、江阴商业银行、佛山南华银行和深圳民华银行,分别代表了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地区、苏南地区及珠三角地区的新建民营银行的案例。2003年7月22日,这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接受来自全国40多位金融专家的会审。

  然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专家们的眼光也很挑剔,不管徐滇庆他们的方案做得再仔细、再完整,还是有很多人提出了质疑。同时,现实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接踵而来。

  广东发展银行行长张光华就表示,民营银行喊出的一个口号是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实际上民营银行根本不会因为股本金性质而降低审贷标准,现存商业银行不敢做的贷款,民营银行肯定同样不敢做,现存的十几家商业银行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

  “国有银行机制不好,设想一个民营银行运作机制就一定能运作吗?”易宪容认为民营银行的做法太理想化了。他对《商务周刊》说,“我以前也比较激进,因为国有银行显得问题太多。但现在发现,银行业改革最重要的,还是要利用现有的条件,在目前国有银行、信用社的基础上在机制方面有什么大的动作,这样可能成本更低一点。”

  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与徐滇庆的观点分歧,易宪容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现在的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民营的份额也不小,为什么不把他们发展起来,而是突出一个民营银行出来呢?现在他们日子不好,说明他们有很大的问题,那么独立出来的民营银行就好吗?”

  易宪容的想法,跟官方目前的态度比较接近,就是更倾向于在存量上改造,让民营企业入股股份商业银行和信用社。

  对此,徐滇庆反驳道:这没有错,但他认为,如果改造成本太高,为什么不能选择新建呢。他指出,早在2002年,有关监管机构在温州调研,就希望温州的企业能出来入资当地农信社的改造。但一段时间之后,企业致信监管机构说明了他们的顾虑。经过调查,他们觉得要先投资几个亿进去改造,这个营业执照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采取新建的方式。还有一位在某外资银行从业的徐滇庆的学生,他负责运作一个参与内地一家金融机构改造的项目。他们的调查结果是入资13年以后开始盈利。但他说他没法和董事会交待,因为和预期的有差距。

  “中药疗法”为何遭遇批评

  事实上,绝大部分论者都认同民营银行的未来,并赞同徐滇庆和长城金融研究所的两大初衷——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探索制度创新,但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问题是什么,民营银行对解决这些问题能起多大作用,民营银行是否能杜绝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那些问题的再度发生,或者说,徐滇庆等制定的制度是否能保证民营银行不成为新的难题。

  很显然,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有关政府部门,更关心的是解决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痼疾:巨量并仍在发生的不良贷款,银行监管不力,依然存在区域性金融危机的风险。而银监会对民营银行的讨论一直三缄其口。这跟银监会眼下工作的重点以及他们的思路不无关系。

  日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主持召开首次“银监会监管建设专家座谈会”。金融界、法律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李扬、樊纲、魏加宁、朱民、李茂生、刘锡良、吴志攀、余永定等 出席了座谈会。

  魏加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介绍:银监会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抓两头,带中间。两头就是国有银行和信用社,中间就是股份商业银行。按照这一说法,对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改造仍然是银监会当前的工作重点,而对于要新建的民营银行,恐怕还需要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改造之后带动。

  走改造的路,首先面临的就是目前银行业积累的不良资产谁来买单的问题。过去,国有银行和信用社输掉大量存款人的钱现在成了一个大窟窿,不填平,金融改革的道路就无法再前进一步。

  据银监会数据显示,去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按五级分类,加权平均为26.12%,比前年下降了700多亿元。按照中央部署,到2005年要将不良资产率降到15%以下。而从目前银监会忙于担负中国银行业警察的职责,对四大银行的资产进行彻底摸底的角度来看,化解银行业危机确实成为银监会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彻底摸清楚四大银行资产损失到底有多少,才能研究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而按照徐滇庆的构想,拟申请的民营银行多为社区银行,显然对解决中国银行业沉重的历史包袱作用不大,相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造,民营银行的新建就是另起炉灶,在时机上没能与主流产生合拍。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可能会给四大行带来一些冲击,这显然对忙于迎接2006年而抓紧时间“打扫卫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情。

  对迫切解决的历史包袱问题作用不大,其实还并非此次有关争论发生的重要原因。真正引起一些学者和管理部门警惕的,是此次5家拟申请银行的方案,让他们担心一旦民营银行出笼,“帮不上大忙,反而会添新的乱子”。这5家拟议中的民营社区银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小经济体,但5家银行方案均胃口奇大,5年后存款余额少则50亿元,多则超过150亿元,沈阳瑞丰银行更是曝出“20年内成为东方花旗”的宏伟蓝图。这种急于膨胀的心态引发更多学者对民营银行的风险更加关注起来。

  吴敬琏明确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认为,回报和风险是对称的,银行需要的是稳健的经营。民营资本需要丰厚的回报,还不如去做股票、期货,民营资本投资银行业,希望通过参股来获取高额回报,这很不正常。

  对于民营银行这种暴利的心态,易宪容也颇为反感。易宪容认为,民营资本渴望进入银行业无非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希望进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业后,为企业搭建平台,使企业能在更大范围内利用金融资源。说白一点,就是可以向关联企业贷款,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二,将来民营银行可以上市、套现,这对企业来说一本万利;三,银行业发展空间大,产业前景好,回报率高。经营银行能为企业带来收益。他反问道:“花旗银行千锤百炼一百多年才达到今天的局面。如果民营银行不经过规范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是不是只能是通过非法的方式了?”

  徐滇庆坚持认为,“要害在于制度”, 他强调说,为什么说以前的金融制度是一个不好的制度,就在于既无准入又无退出,国有银行,包括信用社,一旦建立了就不知道怎么退出,“它的自有资本只有4%,坏账可以坏到40%。这怎么关啊?关了老百姓的钱都拿不回去了,而国家也没有这个钱。所以现在就拖在那里。”

  “我为什么不担心民营银行有风险呢?因为民营银行的钱是自己的,如果老板看不住,活该!如果老板的钱被偷走了,我不心疼,而国家的钱被偷走了,我很心疼。”徐滇庆相信,只要有好的制度,就能保证民营银行亏的是自己的钱,同时也不能把老百姓的钱拿走。

  为此,针对民营银行不向关联企业贷款,他设定了这样的制度:新成立的民营银行,3年之内,不向任何关联企业贷一分钱。以此取信于民。3年之后,向关联企业贷款不超过股本金的80%。

  在他看来,民营银行的风险比国有银行风险要小得多。因为民营银行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被惩罚。如果它违规了,没有人庇护它,所以可以断然地关闭它。

  但在易宪容看来,民营银行首先倒还不是监管问题,而是信用问题。“即使银监会监管得再好,民营企业没有信用还是不行。”他担心的是:“在整个社会信用不好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问题太多,民营银行的目标也就是一夜之间怎么暴富,而不是给社会提供服务。”

  在易宪容看来,任何制度永远都是不完善的,“而民营企业根本就不讲信用!千方百计利用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漏洞,套社会的钱。”因此,易宪容警告说:“民营银行如果出来了,你根本无法预料到它是怎么回事,不确定性太大了!因为它最核心的东西——信用没有!而国有银行最差它起码信用有啊!”

  另一些学者也担心,作为学者,徐滇庆等人的初衷和制度设计再好,毕竟不能代表想投资银行的民营企业的想法——他们会是遵循制度的好“猫”吗?他们尤其提醒,墨西哥、捷克、俄罗斯等失败的例子提醒我们这一过程的风险性,尤其是在金融和经济形势敏感动荡的时期内,民营银行易于崩溃,触发金融危机。而有些情况下,国家为了稳定局势,仍然可能不得不对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将使得这些机构的道德风险倾向更加严重。

  中国引进民营银行的时机目前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阶段。尽管信用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它的建立通过多年的运行,对还没有出生的民营银行要求信用确是苛求,但中国银行业诸多问题的紧迫性等不及时间。也尽管徐滇庆等学者一再强调,中国引进民营银行的时机已经成熟,但现阶段面临金融和经济大变革时期,不确定因素本就较多,已经焦头烂额、时不我待的管理部门对于这个还有着许多不稳定性的新事物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谨慎态度也不无道理。事实上,建立新的民营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律制度,比如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又比如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新的政策和法规会在短时期内出台。

  中国改革路径中的“零和效应”,制造了诸多彼此交织难以清理的难题。经济学家易纲有一个比喻,建立新的民营银行是一剂中药,见效较慢,而我国银行体系现存的许多问题更需要的却是一次手术。总的看来,中药和手术都是需要的。但是从当前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路径来看,煎这服中药还显得如此奢侈,集中精力保证其实风险更高的手术成功,早已成了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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