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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飘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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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碰到余世存,他依然是满脸悲天悯人的痛苦,诉说着人世的种种不幸和内心的哀伤,说我们这一群六十年代的人,大多数靠写字为生,写字表达内心,很少进入政府或商界,他们是离群索居的孤独者。这让我沉思良久,这群六十年代的人,数十年过去了,但对生命、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热爱依然挥之不去。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先是浸润在几乎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传统氛围中,我记得小时候,我能够接触到的,除了样板戏和《林海雪原》之类,就是《左传》和《史记》等等;然后他们被改革开放连根拔出,放置在无限宽阔的莽林之上,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就被“五角丛书”,被尼采、萨特、哈耶克乃至弗洛伊德所湮没。看来六十年代的人,其成长经历是无根飘浮的;在燃情岁月中,他们迸发并埋葬了理想,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为和户籍相离的“边缘人”飘来飘去。我姑且称这样悲情的一代人为“飘一代”。 

   经济学中也有这样的“飘一代”,也许现在经济学可以称为“显学”,经济学人看来似乎也是市场经济的宠儿,其实经济学人的生存状态是相当艰苦的,竞争气氛也颇激烈,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们的工作,通常从早上9点持续到晚上2点之间,工作内容包括阅读、写字、思考和辩论,一个晚上一点钟发出的电子邮件,在10分钟内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复是很正常的。和世存那样心力憔悴状态不同的是,经济学人的“飘一代”有通过互联网、学术会议和聚会所形成的朋友圈,没有朋友才真正是四壁徒然的贫困者,孔子结交朋友的要求是很高的,《论语.学而》中记载他对朋友的及格线是“无友不如吾者”,似乎孔子有些孤高,生活中除了“师”便是“学”,他从鲁国归来后,杏坛再度中兴,听讲的弟子数千,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有老子这样的人可以问“道”,有72弟子可以“传业”,唯独没有听说孔子有什么在流水曲觞的好友,这多少或者是孔子交朋友非得拿自己的学问做标竿,《警世贤文》中也有言:结交需胜己,似我不如无。这样的态度怎能交到朋友?相信每一个人都既精彩又乏味,既博学又无知,相信合作之美才有朋友。这篇小文,便是记载“飘一代”人的众生相。 


   一、不修边幅的“五常弟子”易宪容 

   有个不修边幅的男子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很惬意地翻着书,满脸的笑意象蜜糖一样几乎要流淌到地上。此种异象引起了一位售货小姐的注意,她忍不住过来问这位男子,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有趣?抑或最近有什么大喜事?这位男子的回答出乎意料:“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我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这个每天都对生活充满喜悦的男子,就是易宪容博士。 

   易宪容博士的最大嗜好是读书,不仅读,而且译,现在如日中天的张五常教授之名篇《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都是老易组织翻译的。象我这样贪图享受的人,如果不在咖啡馆,那么一定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而象老易这样开心的人,大约是无欲则刚吧!老易非常不在乎职称和名气之类的东西,只是对阅读和写作有兴趣。如果到易宪容博士家造访,他十有八九在躺着看书,那些书绝大多数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英文著作,更绝的是,通常这些书上会有作者签名,著作者可能是科斯,也可能是张五常或者诺斯。老易常用的口头禅是“好书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就新制度经济学和合约经济学的研究而言,易宪容博士无疑是国内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也是大陆第一位新制度经济学国际会员。老易尤喜骑车上班或赴会,满口南方乡音可以使得北方人听得如云里雾里,加上他写书,写论文或写随笔从来都是独立而为,凡事总是一个人施施然而来而返,也许我们不妨称其为“独行侠”。最近我,赵晓、何帆、巴曙松以及余晖等捣鼓“东方博智工作室”时,老易看这拨人读书、写字和讲话还算认真,才客串一把成为九个核心创始成员,于独行之余浅尝群居。 

   稍谙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科斯可谓新制度经济学的开鼻祖,但却引怪才张五常为其知己,在当年张正在合约经济学方面如日中天,隐隐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一代宗师的时候,这个老玩童却返身不顾,从学术界销声匿迹,为美国石油大亨去搞战略研究去了,据说其研究至今仍然是美国石油行业秘不示人的“战略圣经”,使得象我们这样的后生小子常常嗟呀不已,为“过瘾”而更令人叹息的是,率性行事的张五常身后可谓难有头角峥嵘的传承者。老易也不是,张的张狂不羁到老易那里变成了恬淡无争,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人话语权的滥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老易严肃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行文流畅的经济随笔更是产量不俗的同时,却飘然在经济学界的种种恩怨情仇之外。以最近席卷大陆的“张五常热”为例子,对张的恨羡交织已演绎到离谱的程度,老易受张五常先生之邀在港大做客座研究,亦是张先生合约经济学的“嫡系弟子”,更兼张先生在大陆的许多演讲安排,背后都有老易若隐若现的影子,而老易居然能在灯火澜珊处沉默笑看,实在是老易的性情使然。和老易在酒酣耳热后闲聊到此事时,我们看到了除夏业良博士揭竿批张,以及高晓勇先生流泪挺张之外的第三种态度。记得近日张五常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后曾和夏博士留影,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之意,但夏博士对媒体说,他坚持原来的看法。聊到此处老易和我有些忍俊不禁,老易轻描淡写地说,夏博士要坚持什么观点呢?就学术而言,国内绝少有就合约经济学提出和张相商榷的,有自己的观点的学术文章;就为人而言,个人无权对他人进行道德判断则是自由主义的起码常识,喜欢或不喜欢一个人根本谈不上“观点”二字。这是张五常先生对并非和他的文章,而就他的为人喧嚣尘上的各种谤誉不置一词的原因,也恐怕是学界大多数人对这场居然是发生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奇怪争论冷眼旁观的原因。这另我想起了罗尔斯的《正义论》(尽管在我看来这是部语焉不详的奇怪之作),据说此书问世后,只要你是研究社会正义的,那么你是不能回避这样的起点的,无论你是否同意《正义论》,你必须给出你支持或反对的理由,然后继续前行,这或者可称为坐而论道。但对张五常先生的争论已绝非坐而论道,因为我们至今没有拿出和张的作品质量相类似的,对张从《企业的合约性质》以及《经济解释》这样或雅或俗的作品中的观点提出反诘的,任何象样的东西来。看来,不可说的,必须沉默,在这点上,汪丁丁先生实在是有风轻云舒的气度。喜欢张五常,就让我们期待张先生有更精彩的文字;不喜欢张,那么买书翻书、按遥控器的手指都在你自己身上,不买不看不听,纵使他张大师又能奈你何? 

   另外,再提醒您一句,如果您有空到西单图书大厦来,偶尔在经济学的典籍之间看到一个笑嘻嘻的人,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你稍一询问,而他恰好又是骑自行车过来的,操满口你听不太懂的家乡口音,那么此人必是蟄伏偶出的易宪容博士!写完上面的字给朋友征求意见时,有深圳的一位漂亮妹妹来信说,文字所写的确是易宪容,她和老易从香港乘同一班机到深圳时,老易为了说明香港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当场脱鞋让她欣赏之,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读到这里,我为这位漂亮妹妹庆幸不已,幸亏老易当时在香港买的不是衬衣T恤呀! 


   二、“博士咖啡”之率真赵晓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旦脱离了互联网,就象来到沙漠中仰望太阳的罗非鱼一样绝望。这群人目前有四个,即巴曙松、赵晓、高辉清和我。从2000年初四条鱼创立“博士咖啡”以来,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学说话。学会说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加尔布雷斯是会说话的,所以美国人如果说你“象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在说你非常有话语权,非常有名的意思;萨缪尔森也会说话,所以他和大众沟通起来没有困难;弗里德曼会说话,所以他化了19年的时间给新闻周刊写专栏并亲自主持电视节目;克鲁格曼也会说讲话,不过却总是不中听的话,所以大家称他是“国际经济的乌鸦”。罗素也说,如果你不能用直截了当的话语将事情讲清楚,那么就在讲之前先学学讲话。我们四个人就老老实实先学说话了,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少讲昏话胡话废话大话。 

   “博士咖啡”团体如何合作呢?主要是通过互联网讨论议题,先经过激烈的“窝里斗”,拿出能说服我们四个人的提纲来,然后分头写作,由其中一位进行总成,然后四个人就初稿再相互攻击,最后拿出文章。据说这种协作方式是很时髦的“虚拟团队”,即在虚拟工作环境(通过数字或电子通信的方式工作)下,由进行实际工作的真实的人们组成。虚拟团队工作方式的四项要素是工作分担、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和适用技术进行高度的融汇贯通。“博士咖啡”一虚拟就虚拟了两年多,实实在在地写了不少文字。雪莱说过,“我写的东西都付诸流水,任它浮沉”, 如果两年多来的文字能有一点点积淀下来,就足以欣慰了。 

   “博士咖啡”四人常常争吵得不亦乐乎,写出来的文章如果连自己都不能说服,如何能说服他人?此过程中,巴曙松博士远在香港,他自以为社会历练已经将理想的鳞片从身上一片片扯下来了,其实囊子里仍然有理想主义的情结在。此君在中银香港用餐时,是必先吃果盘然后再用正菜的,颇有港人讪笑其不懂如何吃西餐,这时,谁提醒不幸就降临到谁头上,巴曙松会正襟危坐地向你进行西餐常识普及,然后做愤世嫉俗装说,我就是先吃果盘坏坏洋人的这个规矩。接下来必然又是一翻奇谈怪论,洋人为什么喝红茶?那不过是早年丝绸之路运输过去的中土绿茶变质了,只好再发酵弄成红茶而已;比萨饼为什么是将馅一古脑儿撒在饼上?恐怕是当时的洋人没有掌握包饺子的艺术等等等等,弄得众人啼笑皆非,时间长了也只好见怪不怪了!由于巴曙松和我都是以金融学为主攻,观点接近,吵架的余地不大;高辉清博士为人宽厚,情感内敛,是永远不会先你而去的真朋友,但和他吵架的感觉,和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差不多;唯一能吵者,就是赵晓博士了。 

   赵晓体肥而健谈,好色而言佛,有一北京大学漂亮的女博士后秋水长天者,对赵晓的评价是:永远不要试图说服他,赵晓的嘴属北京烤鸭型的!本来意欲写赵晓的七宗罪,但念及杀戮不宜太烈,姑且列赵晓的以下缺陷。 

   赵晓是极善于剽窃知识产权的,有一次博士咖啡讨论银行对储户的态度时,发觉外国银行对中小储户的帐户普遍收取管理费,而中国国有银行则更象慈善机构,不仅不对零星小额储蓄收服务费,甚至还免费提供电话费、水费的收取服务,并开设养老金支取专柜,全然不顾自身资源为仅能给它带来亏损的客户所占用。巴曙松感慨说: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赵晓很快以此言我内核写了一篇妙文;说到学术合作时,巴曙松又发宏论,说赠人以玫瑰,自己手上也会留有玫瑰的香味,旋即也被赵晓化入其另一文章中。在一次和他人的争吵中,我笑称,以目前无所不在的管制而言,中国甚至并不需要经济学家,只需要对经济学常识的起码尊重!结果也被赵晓剽窃之。赵晓之劣迹还包括将别人总统竞选时的话也拿将过来,写有“将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一文。北大易纲教授谈AA制时说到了人口流动性因素的影响,结果赵晓立刻就有“请客的经济学”妙文,称中国人喜欢众乐乐吃大锅饭,独戚戚一人买单;而洋人则偏好AA制,各掏各钱,为什么?在一番梳缕之后,赵晓找到了一个浅明的经济学解释,让人拍案惊奇:据说是中西人口迁徙方面“流动性”差异使然,历史上中国以农业文明为特性,人的流动性较差,因此,一个人请客买单,实际上隐含着被请的人日后也会请他的假设,大家轮着来,时间一长,谁都不吃亏。而在西方,海洋和商业文明使得人的流动性很强,团聚在一起的人吃了这顿下一顿不知道哪辈子再聚,所谓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所以为了大家都不吃亏,彼此分摊便是最好的选择了。姑且不论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但赵晓剽窃之迅捷,的确令被剽窃者叹为观止。剪刀浆糊先生们,实际上是应该学学赵晓这个“没有受害者”的剽窃之罪。 

   说到经济学家茶座,赵晓和它有颇深的渊源,在赵晓为经济学家茶座所写的刊首语中,即使是那句精彩的“茶座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也是剽窃了法国诗人“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据”之典而来。有些人天生说不了玄奥难懂的话,赵晓便是,说学术,他在《经济研究》、《改革》等上面是有文章的,说实证,作为经贸委的官员,他少不了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做发展战略研究,但赵晓似乎还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随笔和评论上,作为北京大学博士后的赵晓对随笔倾注热情,此不务正业之罪。其随笔读来如品清茶,不徐不急,不少文章上了《读者》之类的文摘刊物。而我的笔友们则抱怨我的文字艰涩痛苦,读来让人难以开怀一笑。我手写我心,赵晓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滞于物的空灵分子,其文字自然飘逸轻松;而我则多少属于索然无味的浪漫绝缘体,文字亦在憔悴肃杀之中。不过世上并没有超然的真实,只有我们的心境感受到的真实而已。因赵晓文风飘逸,就难避免上半身有风度,下半身暴露本质的情况,例如赵晓有一名篇曰“路径依赖”,是酒酣耳热之际,赵晓雄辩滔滔而成,说马的屁股决定了古罗马战车的宽度,而马车的轮距决定了早期英国电车的道轨宽度,并最终决定了欧美铁轨的轨距。赵晓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通过铁路运输的,象征着现代文明精华的美国航天飞机的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的屁股宽度所决定的!读来令人兴趣盎然,路径依赖这个概念鲜活生动。但若论真相,其实物理学是我的老本行,目前全球的航天飞机,美国的几架是按一个原型克隆出来的,另外一架就是原苏联命运多舛的暴风雪号,这些庞然大物,机身长度在36-56米不等,机身宽度约6-8米,而翼展则至少在24米。从图片上看,火箭推进器翼宽至少也在6米以上,怎么会和两匹马屁股的宽度相若呢?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看来赵晓天真率性之自然流露,偏偏遇到不解风情的磕死理儿了。赵晓言必称“真佛只说家常话”,也是每天在小心翼翼学说话的,这样的经济学人实在太少!相反,那些诘屈鳌牙的文字,赵晓是不屑为的,这让我想起了另两个人有趣的话语,鲁迅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一条清澈的小溪,比深不见底的臭水潭要好得多!波普尔则说,要警惕那些人,那些人声称具有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茶座的老读者,想来是了解“真佛只说家常话”的含义的,要学会说清楚明了的话,殊非易事! 

   最近赵晓和我还就宽容、佛意之类大吵了一架。 我转贴了摩罗的一则短文,但网友michael chen 说他一直很难理解宽容的源泉是什么。是知识,是本性,是道德,是宗教,在他看来,如何学会宽容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我非常同意宽容源于对生活真相的洞见和对人世存在苦难的深切同情的表述,以为宽“宽容之源泉即灵魂之救赎感”,而赵晓则雄辩涛涛地说,宽容是人的行为之一,有些社会之所以宽容,特别是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宽容,而另一些社会相反,就是因为两者的约束条件不同,关键的问题是找出这些约束条件。经济学本来和哲学是一个幼儿园里玩的。最早隶属于伦理学系。后来的经济学用了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假设来推导理论,并提出政策。经济学就是哲学。谈经济学就是谈哲学。这套将诸多学术源泉一锅煮的气魄,让我不寒而栗,不敢再争论下去。关于佛意,赵晓大概是意乱情迷,突然写了段文字说:“中国有两尊最大之佛。一是江苏无锡灵山站佛,一是山东龙口南山坐佛。在下皆有缘前往并得佳赠,某日从郑州返京。在机场遇一僧人,行走如风,猜想为少林僧。后上机,竟相邻而座。问则答曰,少林武僧延海。近日将赴德国授技。僧观吾手戴天眼石手镯,笑而不语。吾亦笑而不语…”云云,我于是大骂说:“总觉得赵晓走的路子实在是惊人的奇怪,总是试图在忘记什么,在淡化什么,在逃避什么,在让本来丰富的生活变成乏味的白开水,总是相信一种不正视,不铭刻的风轻云淡之缘。人的一生,应该是当哭当笑当记取的,所有爱恨,无论痛苦或者喜悦,都应该仔细地包扎收藏,人的一生生活在虚妄的想象和真切的爱恨之中,每一点滴,都不能挥别。人的一生,无爱恨,无沉醉,无濒死的大恸,无狂喜的出世,无欲入世欲出世的极端孤单和失落,无不肯治愈之伤痕,,一生虚度。缘于我不可信,情于我难断绝!”结果再度引来激烈争吵。 

   你如果想要吵架,一定要选择好的对手,这个人必须善于顾左右而言他地诡辩,必须恣意纵横地发挥,最重要的,必须是将吵架作为脑力激荡并欣然有所得,必须是吵架对手能够坐而论道,起而密友,必须和保罗西蒙所说的“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差不多,而赵晓恰好是!看来赵晓信佛,大概是信欢喜佛,或者顶多是喜欢天女散花的维摩佶,但赵晓之飘逸,实在是如房龙之《宽容》那样,有一种对异见者的亲善柔和之心。 

   下一次的“飘一代”,姑且就写既有点葛优的冷幽默,又和樊纲有惊人相似的何帆,另外,也拿自己凑个数吧!


2002年6月13日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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