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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植物群落”
http://business.sohu.com/
[ 雍忠玮 ]
  ——当80%的中小企业开始逃离中关村,当四通这样当年的中关村巨头也成了“化石”,当中关村的楼越来越漂亮、地价越来越高昂时,人们开始为中关村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担忧起来。

  在中关村,的确生活着这样一大群中小企业,它们如同灌木丛般掩藏在几家大企业之下,营养严重不足,先天缺乏进攻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自生自灭而已,我们称之为——

  凌晨两点,中关村一个写字楼里,某公司部门经理以上的干部齐集会议室,长达七个小时的会议,使得整个会议室变得烟雾缭绕。然而,整个领导层的争论还没有结论。

  会议开始之前,总经理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大家知道昨天和某集团的谈判彻底失败,而原先大家沾沾自喜的所谓手中的“技术王牌”,也将面临危机。那家集团的态度很明确,给了总经理两个选择:将技术卖给此集团,作他们的产品代理;否则该集团将会在最短的时间里仿制同类产品,利用强大的渠道优势抢占市场,并最终将公司挤出市场。

  对于以技术为生命线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无论选择哪条路,和公司当初的期望相比都相差甚远,做代理的结果是由开发者变成一个销售员,并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而和此集团正面抗争,公司目前根本没有自己的渠道,无疑是以卵击石,或许还没有真正进行竞争就已经被击溃。

  讨论到最后,副总气得拍桌子:“做技术有什么用!没有投资,没有规范,就这样的环境,就中关村的状态,大家都别想活了!”

  一个星期之后,这间公司和那个集团达成妥协,成为它在全国的第五个代理商,接下来,公司面临整个事业的转型,技术部门压缩,市场部门扩充。同时,总经理的桌上已经堆了多封辞职信,研发人员怀着事业挫折感离开。

  “资源型生存”一去不返

  能够这样收场的,在中关村的中小企业里还不能算是最坏的结局,因为在村里,无论是收购方还是被收购方,都不喜欢这样的形式。更多的中小企业选择了默默的关门,或者逃亡。

  “中关村早已不再是小公司的天堂。”当上面提到的这家公司的原研发部项目经理、现在的北方市场经理对记者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关村的无奈,“在这里想要获得生存与发展,也许比在硅谷更难,尽管我没有去过硅谷,但是我想,在那里应该没有这么多复杂的关系。大公司所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背景,才是我们公司被迫‘自愿转型’的根本原因。如今的中关村,已经不复有80年代的创新环境了。”

  “90年代看中关村”,岁月流逝,十多年后,虽然中关村的楼越盖越高,马路越来越宽,交通也越来越堵塞,但中关村创业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作为往昔全国高科技园区的中心,中关村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小。这至少说明,与浦东这样的新园区相比,中关村的发展速度似乎已经慢了半拍。

  慢半拍的节奏折射在中关村的中小企业身上,就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发觉自己的生存空间有限,发展空间更是微乎其微。“单从整个市场环境来讲,现在已经没有机会让小公司可以获得如同‘四通’当年那样的垄断性资源了。”四通公司当年的老员工、现为天汇漫道软件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的沈江如此慨叹。

  四通公司的成长,可以说是当年中关村企业发展的“教材”。80年代中促进四通公司发展、成为四通公司业务支撑的,不仅仅是四通公司网站所言的“以民有民营的模式发展高新技术,由小做大,百折不挠地奋斗至今”,更为实质性的,则是其在经济转轨期(以现今的观点衡量,甚至还不能称其为“经济转型期”)垄断了打字机的进口权以及完全把持了“平推式打印机”的进货渠道。

  “在对打字机贴牌并安装汉卡后,‘四通打字机’以极为高昂的价格出售,但在当时的中国市场,还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敌手。虽然到了1989年,909排版软件的出现威胁到了‘四通打字机’的市场,但是当时作为四通人的裘伯君所做的‘方正金山汉卡’保住了四通的市场地位。”从1986年进入四通到1990年离开,沈江对四通的成功原因相当了解,对于四通他如此评述:“利用时间差、价格差和信息差,获得市场份额与竞争优势,是当时四通成功的秘诀,也是四通可以迅速崛起的根本所在。那种成长,和联想在家用PC市场上利用平等竞争来获得发展的商业行为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相对来说,我更为崇敬联想的发展历程。四通的成功,在十年前是没有疑义的,但现在回头再看,也许联想的成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四通做什么成什么,而现在做什么不成什么的原因吧。”他这样断言四通这几年的成败。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20余万起家的联想,同样拥有着‘额外资本’,并不尽如沈江所言是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早期的联想集团依托中国科学院,而这个“靠山”却是连北京市政府也管辖不了的单位。有人点题说:“别看联想只有20万的本钱,中国科学院15年的科研成果,才是其最大的资本所在。”

  “在中国,即便到现在,‘关系经济’仍是经济环节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北京晨拓联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廖理纯这样说。当初的联想集团在信息资源与技术资源上的优势,使现今的普通公司不可企及之余又垂涎三尺。因为由此所带来的政府支持,足以促成联想集团完成从小公司到中型公司直至中国范围内的大公司的成长过程。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新浪网前总裁、点击科技公司总经理王志东就认为,不能只看到大公司当年在资源占有方面的优势,也要看到这些公司在当时的情形下发展起来并非现在看来那么容易。“联想、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能够起来,风险是相当大的。当时下海和现在不一样,当初有人下海是了不得的事,就如同现在谁不从商而回去做公务员一样需要勇气。因为改革开放的思路,‘实践先行、政策跟上、理论规范’,使得民营企业头上总是悬着一把刀,不知道自己今天可以做的,明天是否还允许做,这也是大企业一旦起来后立即多元化发展的原因:不敢将所有的赌注压在某一个方面。”

  多年过去之后,当资源已经被逐渐瓜分所剩无几时,中小公司为发展所要付出的要比当年的公司多得多,甚至在付出之后,面对的是更为尴尬的局面。“当市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发展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比如说竞标成为‘新潮’,现在有的政府部门买个十几台计算机还要搞什么竞标,搞得厂商之间恶性竞争,有的公司中标了,做的却是赔本生意,当大环境如此不堪时,公司成长就更困难了。”廖理纯觉得这样的方式简直过火。

  似水年华不再,如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这样坚持以技术为中心的公司,即便和北大方正一样获得了“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也还在为如何将整个汉字识别从1.3亿的“领域”做到13亿的“小产业”而犯愁。

  20年过去,中关村,这个曾经被戏称为“骗子一条街”的弹丸之地,各式各样的招牌竖了倒,倒了竖,中关村内成长迅速的公司屈指可数,悲观声音渐响:“中关村就是一个‘村’,看起来很火,其实就只是农村经济”(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替其打工的外国研发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建设的罪人,还是功臣?”(段永基);“中关村的企业,这些年更多的是靠自己往上顶。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实在太累!中关村这20多年的历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历史。”(郭为)……

  从往昔中关村“巨人”到今天的凋敝,“资源型生存”企业的风光不再,到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依旧在“关系经济”中苦苦挣扎,自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关村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抑或“进步太慢”?

  谁制造了《铁皮鼓》?

  一旦“资源型生存”环境消失,投资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又未能跟上,中关村中小企业的“严重营养不良症”开始凸现。

  1979年,德国导演施隆多夫将小说《铁皮鼓》搬上银幕,以一个不愿长大的人(奥斯卡)的视线解剖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社会。而在今天的中关村,又有多少个公司尽管不愿意,却不得已地扮演着奥斯卡的角色?

  就在媒体报道国内外的大公司进驻中关村、海外留学生到中关村创业的同时,更多的中小企业悄然将公司搬出中关村。越来越高的创业成本、“关系经济”下不够规范的竞争机制、管理泛化与高科技园区向传统经济开发区蜕变的倾向,使得“中关村”这三个字的吸引力日渐萧瑟。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离去,逃往中关村的热情高涨如今已然变成了逃离中关村的万般无奈。

  从政府的层面来看,中关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领域切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并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有人批评“中关村无所不包的发展规划只是‘八股文’式的东西”,导致了“中关村的经济最终也只能属于传统经济模式,而不是高科技经济模式或者说IT经济模式。”,而顶着“村长”头衔的段永基也开始为中关村担心:“定位模糊是影响中关村发展的一个因素。”

  9月7日,在 “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上,原本是“中关村电脑节”的一个重头戏变成了一场对于中关村的“批判会”,会上,被称为“中关村村长”的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直指“政府力度不够”:“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创新能力。但是,这个核心价值到现在也没有被挖掘出来。”

  在创业者们看来,中关村所面临的问题“滴水成河”,使他们不得不分心去“关注”创业环境,而不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业过程上。“2001年,我们连邦软件的纳税额超过1000万,但到目前为止我连个北京户口都没有,这样总不应该算是公平吧。”北京连邦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儒雄愤愤不平,“原先连邦软件在海龙一层54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40万元,而如今,我们24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已经高达70多万元。”尽管是物业房产方的问题,但李儒雄还是认为这是政府对于企业的创业成本缺乏关怀,对物业规范不够与缺乏控制所致。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关于中关村地区写字楼状况的调查表明,近年来已经有近80%的中小企业陆续撤离了中关村。

  另一方面,尽管如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言,“中关村无法和硅谷相比较”,但中关村经济还正延续着2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传奇,今年将照例“逆风飞扬”,技工贸总收入预计将以20%的增长率增长,达到2750亿元,与大洋彼岸的硅谷正痛苦经历20年来的第四次经济痉挛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在2001年用于中关村建设的高达100亿的投入中,绝大多数流向了“基础建设与硬件改善”。2002年上半年,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创新基金投入仅为1.6亿元左右。

  “社保要求公司所有的员工投保,我们公司按规定投入了资金。但对于保险赔付,中关村内社保公司的规定却显得奇怪,只限于从家到公司这一段路给予保险赔付,那么,员工在公司内的意外伤害呢,来自其他方面的意外伤害呢?再说医疗保险,中关村内的医疗保险的规范是偏向性的,一方面很规范地要求所有的公司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另一方面对于医疗费用的报销近乎苛刻,最高限额仅仅在2000元,而对少于2000元的医疗费用却又不予报销,如果有什么高额医疗费用,这2000元又有什么用?但是规定下来了,公司即便不情愿也得办。”廖理纯在说到公司必须承担的一些不合理负担时,信手拈来的例子让人更加察觉到,问题不只是浮在面上的“中关村对中小企业的关心不够”那样地简单。

  在9月7日的“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上,段永基特别提到前一段时间出台的“教授版”《中关村条例》(见本报今年7月22日第27期的报道《一部条例和一群人的命运》)。段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关村的条例不请中关村的企业来写,请北大的教授来写,写完后,个人投资按个人收入所得税缴纳,企业投资按企业所得税缴纳。这样,(个人)搞风险投资还得按个人所得税交,起征点偏低,税率又过高,谁投啊?“老柳(柳传志)和我都有意见。我去找国税总局反映情况,结果他们说:北京市没有找过我们啊?没有人要求在个人所得税上有什么优惠啊?”

  从1985年5月20日,北京市政府下发《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政府开始正式对中关村进行管理,到1999年6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一区五园格局形成,中关村在管理方面所受到的关心逐日得力,经济管理权已上升到市级,管委会实行委员制,委员由市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有关领导组成……随着中关村乃至整个北京市高新技术的发展,庞大的政府管理机构将中关村“保护”得滴水不漏。

  但为何就在政府加大对中关村的管理力度,一心一意建设中关村的时候,中小企业的老板们却感到更为苦恼了呢?不论是年营业额近五亿的北京晨拓联达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廖理纯,还是不断有新技术推出的北京汉王科技有限公司的总裁刘迎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对于中关村内出台的诸多和企业有关的文件并不熟悉。

  尽管有识之士呼喊出“中关村要创新,要突破,要给小公司发展空间”的言语,但怎么创新,怎么突破,怎么获得发展空间,似乎一时还难以回答。

  重建中关村园区文化?

  对于中关村的创业环境,不同的创业者评价不尽相同,并不像方兴东在《正在消逝的中关村》(2002年7月8日《计算机世界》第25期)一文中分析的那般糟糕。

  “比如公司注册,现在就比以前简单得多了,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跑很多地方,一道道地审批,甚至完全可以在网上进行注册,只要将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通过网络提交上去,管委会经过核实后就可以让你注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几经创业,沈江对此感受颇深,“我原先在中关村也办过公司,后来中关村的优惠政策不再具有优势了,我又到丰台区注册了公司,现在中关村公司的政策好了一些,我又搬了回来。”

  与他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同样从四通公司出来的名人王志东。作为曾经领导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风云人物,尽管当初和沈江在四通的办公室仅仅相隔几米远,但是两人现在的事业发展方式却有些不同。在王志东看来,“沈江的公司那种发展模式也是不错的一种成长方式,通过以项目为导向来做,也未尝不可。我还是赞成公司的发展应该以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进行,那种看到哪种模式成功了大家一窝蜂地去做的方式是极其不好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做好同一种模式。”

  对于灌木丛般的中等企业,甚至只是“草本”型的小企业而言,难以迅速成长的因素,不仅仅在于创业环境,还有来自公司内部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面对经济学家“中关村其实就是农村经济”的说法,王志东也坦言:“现在的中关村和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当初的中关村是中国的信息中心、IT味道也很浓,你要看新产品、新信息,就得到中关村走一走,去各个公司看一看。而现在,中关村更像一个大的贸易市场,有很多电子配套市场,现在这反而成为中关村最核心的地方,大的企业像联想、方正、用友等都搬到上地去了。中关村一直在修路,交通不便利、费用过高,所以我将公司设立在亚运村这边。”他同时也表示,在亚运村的公司相对来说也是暂时的,将来有所发展或者等中关村的环境好一些,还是会回到中关村来。

  应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关村内公司的成立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中国IT产业发展的缩影,也体现着当初的成功模式:政府的重点扶持与填补产业空白的需要。而这种模式,随着现今公司林立和竞争的加强,已经不再适合,中关村新的园区文化建设迫在眉睫。

  “对于政府奖励与扶持,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并且,有一些公司并不拥有值得被奖励的业绩。与其先期投入到公司中,不如等有了实绩后再给予奖励。现在,有些人希望政府来投资,甚至说出了‘到科委去骗点钱去’这样的话来,有时候甚至什么业绩也没有,只依靠一个所谓的‘可行性报告’就去向政府要钱。说到底,如果不能将‘关系经济’的问题处理好,很多企业还是没有机会发展,可能有的公司有技术,政府投入却得不到,而有些公司却可以通过关系来获得资金,最终消耗掉。”廖理纯认为来自公司内部的自律与“做事业”的心态是现在中关村很多公司缺乏的。从这点来看,以联想集团为例,柳传志开会迟到也罚站的事情小,却从根本上可以说明联想公司何以能够做到减少内耗,何以能够将重心放在“对外扩张”上。

  “‘三减两免’固然是中关村给予创业者的有利条件,但更多的是众多小公司在变相利用这个优惠政策。几年过去以后,换个名字另外注册一个公司,再享受一次这样的减免待遇,在这样的心态下,又怎么能够将公司发展起来呢?而且,在享受了优惠政策后,还导致了由于投入的减少所带来的恶性竞争。”方兴东指向政府部门的话,恰恰说明了当前中关村中很多小企业存在的弊端。

  但作为一个已经初具规模的公司的领导人,廖理纯认为:“这只是一部分很小的公司的做法。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晨拓这样年营业额有四五亿的公司,必然会考虑到无形的品牌资产方面的损失,也就不会这样去做。”他还是坚持“关系经济”才是危害所在,“这使得像晨拓这样的公司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很多小公司,尽管没有足够的技术实力,但是通过各种关系,他们往往可以从一些稍微大一些的公司手中将定单夺过去,尽管最后或许整个项目将面临失败的危险。‘关系经济’导致的不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的运作法则。”

  技术型公司缘何如此稀少?

  在竞争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中关村内的绝大多数公司在还未能够成长到一定规模前就枯萎而逝,与Intel CEO贝瑞特(Barrett)“我要做恐龙,最好是速龙”的话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关村的众多企业普遍“发育不良”,技术型公司的匮乏更是中关村的最大“病灶”。

  一提到中关村的高科技,没有人不会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还有方正的照排技术、联想的汉卡技术、四通的文字处理技术;到90年代初,还有用友的财务软件、金山的WPS等;当年这些曾引领全国IT业的技术和产品都出现在中关村。但是现在呢,人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关村还有什么新技术?”

  “IT公司首先要专注。很多软件园区,国家也进行了很多投资,给了很多政策,给了很多名,但是最后发现软件没有做起来,只是做成了大的房地产项目。有了钱之后,企业也是什么都做,做保健品的、搞房地产的,什么都有,而这样一种多元化经营,本身就不适合高科技。我们只要看一看Intel、Microsoft、IBM等公司,没有哪一个是走出了自己的主营业务领域的,IBM从产品向服务方面的延伸,这种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做房地产或者保健品,我想这个延伸的跨度也太大了,这不符合IT行业的特征。第二我觉得,一个IT厂家,必须有个核心队伍,核心领导者,这是非常重要的,成功的理念和核心凝聚力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国的很多公司缺乏灵魂人物。第三,一个公司,在起步的时候,绝大多数公司都是技术导向型的,而大了之后,公司要由技术导向往市场导向转型,这是非常重要的。”王志东的这番话,并没有指向任何公司,却让人想到联想公司的不同。尽管从外界看来,现在杨元庆做得很苦,但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市场向技术回归,也许是联想迈向另一个成功的新路。

  在9月7日的“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上,神州数码总裁郭为分析了中关村技术型公司奇缺的主要原因:“创新需要投入,可像神州数码这样的公司在战略性研究上也只可以投入一个亿,中关村80%以上都是小企业,他们的资金能力实在是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与国外技术主导性企业缺乏合作;当然,最后还有人才的问题。”

  该走怎样的路,才能够使得中关村的技术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多出现一些类似于微软、英特尔、思科这样的公司呢?来自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话是,“中关村和硅谷的差距,就像是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不应该将两者相互比较。”

  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形象地将中关村的企业竞争比喻成是“种土豆”,“你种土豆,我也种土豆”,反正很容易模仿,最后开打价格大战,直到把一个领域做死。中关村企业生存环境的“险恶”、政府和企业的短视,再加上中关村融资等软环境的严重滞后,使得一大批中关村企业在创业之始,一开始就迫于生存压力而走上了与技术型公司相左的不归路。

  在进入新千年后的中关村,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新话题是中关村的“贵族化”倾向,“中关村正变成一个‘有钱又有闲’人士的居留地”,许多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关村变成一个“富人区”的同时,如果它日复一日地远离高科技创业,中关村还能延续它原来“中国IT圣地”的光芒吗?

  这是一个让许多人感到越来越揪心的话题。

来源:[计算机世界]
2002年10月8日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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