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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们似乎对经济增长率有着特别的兴趣。
今年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经济增长率虽然可以达到“九五”计划的目标，但要低于“八五”期间的速度。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科学院胡鞍钢博士。
胡鞍钢说，一般人们认为“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和“八五”相比，是下降了。“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为12．0％，创了建国以来最高记录。按不变价格计算，1996－1999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为8．3％，应该说达到了“九五”计划8％的目标。但和“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相比，显然低了约3个百分点。
那么如何看待“九五”计划和“九五”期间的发展情况呢？胡鞍钢说，我的基本观点是，判断“八五”和“九五”不能光看经济增长率这一个指标，而应该从多种指标来看，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九五”的基本主线实际上正是“九五”计划中提出来的两个根本转变。“九五”期间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的过程，它有如下五个特点。
第一，是从高通胀高增长转向低通胀高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零售物价指数增长率“八五”期间为10．4％，到“九五”期间降为0．25％，下降了近10．2个百分点；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看，由“八五”期间的12．9％，降到“九五”期间的2．1％。通过这两个指数就可以看出，“八五”期间经济虽然是高增长，但也是以高通胀率为代价。而“九五”期间虽然经济增长率相对下降了，但它是低通胀，甚至还是负通胀，我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问题。
第二，是从原来的低质量高增长走向高质量高增长。衡量的指标主要是看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情况。尽管在“八五”期间和“九五”期间名义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前者为16．3％，后者为16．2％，但是由于高通胀就导致了“八五”期间的实际财政收入水平大打折扣，只有2．5％，而“九五”期间则为16．7％。经济增长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按弹性系数和不变价格计算，“八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长率只有0．21个百分点，而在“九五”期间则为2．01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进。
第三，是从原来的高资本投入高增长转变为相对下降的资本投入高增长，也就是说，从低效益高增长逐渐向不断提高效益的高增长方向转变。最突出的就是资本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在“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增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就需增长1．93个百分点，而“九五”期间降为1．33个百分点，这就等于资本的产出效益明显提高了。如果按现价计算，在“八五”期间需投资2．95元才能产出1个GDP，而在“九五”期间只需投资0．3元就可以产出1块钱的GDP，出现了我国几十年来最好的结果。
第四，是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高增长逐渐转向低能耗少污染的高增长。在“八五”期间我国能源增长率为5．85％，而在“九五”期间为负1．80％，“九五”期间的1996－1999年经济增长了36．7个百分点，能源却下降了7个百分点，其中下降最大的是煤炭，下降了16．3个百分点。以往的一个理论认为，经济只要高增长，能源必然高增长，但在“九五”期间提供的却是一个反证。原来“九五”计划设想到2000年煤炭要达到14亿吨，但今年就降到了8．7亿吨，1999年才11亿吨。这就说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已经是实实在在发生了。1990年每1元GDP能耗为5．32吨标准煤，按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95年下降为4．02吨标准煤，到1999年降低为2．7吨标准煤。能耗的大幅度降低，和“九五”期间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是相关的，“九五”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等，都是能耗比较低的，从而做到经济增长了而能源的绝对消耗量却下降了，单位能耗大幅度下降了。这也是我们多年来所一直希望的，因为我们要搞可持续发展。原来城市工业污染急剧恶化的问题也在“九五”期间受到了遏制。
据此，胡鞍钢认为我国在“九五”期间从经济增长模式来看是初战告捷。
他说，“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虽然比“八五”期间下降了，但我们不能一叶障目，而应该考虑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实现的高增长，这样的高增长是谁受益，是什么样结构的高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确确实实是受到了国际市场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而经济还能保持高增长，是因为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并经历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结构调整。九五期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可以说是初步取得成效，这就为我们在“十五”期间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高效益、低能耗、低通胀这样一个增长目标奠定了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能以增长率高低论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