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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期望传媒业在走向市场后应走向法治
传媒作为一个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约影响之下，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但对其管理应实行法治原则，则是不应特殊的
2003年是中国人民难忘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新姿态，新作风和新方式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改革，坚持以人为本，调整发展思维，平实有效地带领人民战胜SARS疫情等自然灾害，积极化解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各种矛盾，赢得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良好开局。传媒业在这一年也经受了考验，总结了经验，推进了改革，展现了新貌。
最近，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摊派发行。有1452种党政部门报刊纳入整顿范围，停办了其中673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纸质传媒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涉及面最广的整顿和治理，大大减轻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
这次整顿报刊的深刻意义，是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把寄生在权力基础上的报刊釜底抽薪，让行政权力逐步退出传媒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块块条条”的市场壁垒，为主流传媒做大做强提供市场空间。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传媒业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
目前，我国传媒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加入WTO后，政策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和外资已开始进入传媒业。按国际通常水平，广告收入占GDP约为2％－3％， 而我国目前仅为1％左右。如果按照人均对书报刊的消费水平，我国更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因此，我国传媒业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已吸引了海外一批有眼光的投资者。
2002年10月，国家批准了香港上市公司泛华科技旗下的泛华传媒与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大地发行中心合资成立大华媒体服务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获得报刊发行销售权的合资企业。2003年11月，李嘉诚旗下的TOM.COM 与北京三联书店签订合资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是我国入世后出版业组建的首家合资公司，获准经营期刊发行和广告代理、图书版权合作、图书发行和期刊出口、网络经营、图书编译等。今年5月，我国为履行WTO协议承诺，制订了《外商投资图书、报纸、分销企业管理办法》。2004年正是我们履行承诺，全面实行《办法》的一年。香港的何柱国、李嘉诚先生已抢占先机，相信会有更多外商在新的一年进军我国新闻出版市场。
这些与外商合资的传媒业，由于引进了充沛的资本与媒体经营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方法，必定能大大推动我国传媒业提升管理水平，拓展经营层面，进一步走向市场。这有利于整合我国传媒业，形成拥有线下传统媒体，线上新型媒体和手机新兴媒体相结合的大型多媒体集团，增强影响力和竞争力，进入国际传媒业的竞争。
可喜的是，最近国内跨地区的媒体合作也迈出了新步伐。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合资在北京出版发行《新京报》。
无独有偶。沉寂多年的上海传媒业在2003年也有了大动作，新面孔不断涌现。除了《外滩画报》已经登场，以财经报道为主打内容，在长三角同步发行，逢周五出100版特刊的首张都市百版大报《东方早报》已于7月面世，新华社出资在上海出版的《望东方周刊》也于11月创刊。据了解，由上海文广传媒集团主办的《第一财经日报》也将于2004年出版。它同文广传媒集团旗下的上海财经电台、上海财经电视频道共同组成全国首家新闻媒体集团，也许这是上海传媒界献给全国业界的一份新年大礼。
实践证明，传媒业走向市场催生的这批媒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办报宗旨，对在新的一年推进新闻改革意义重大。人们已看到，在SARS危机中，出于市场关注度和公信力的考虑，一些竞争性的传媒普遍把报道SARS危机看作是促成新闻报道突破的一次契机。如对公众知情权的讨论，对整个事件的全方位的调查与跟踪，对相关事件的批评报道，以及事后对SARS的深刻反思，等等，基本上起到了传媒应有的作用，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先导与监督的功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媒业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功能有了新的含义。人所共知，传媒业已成为国家主要产业之一，2001年传媒业的纳税额已超过烟草业成为中国第四大利润大户，成为国外投资公司竞相要求进入的具有垄断性的行业。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新媒介的普及，全球化传播成为发展趋势。于是，具有意识形态软力量的传媒业日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在实现社会控制和对外宣传功能的同时，传媒业日益成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保持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独特性，依靠有竞争力的价值认同在世界上实现国家利益。因此，作为新闻改革的最大推动者，我国传媒在新的一年，为了自身利益和市场竞争，必定在政治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主性，争取尽可能多的报道空间，使新闻报道不断有新突破，这是可以预期的。
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包括传媒业在内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他们一上任就专门研究改进会议和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决定严格控制这类报道。中央主管新闻文化工作的负责人就新闻文化改革发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提出“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三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原则与理念。强调在体现党的意志、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把党性与人民性结合起来，科学把握新闻规律。胡锦涛更是在对中央电视台的批示上提出“无害就是有益”的观点。所有这些，都是新领导人就任以来“亲民”执政风格的体现，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具体化。
正是由于新领导人身体力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所以2003年以来SARS疫情，孙志刚案件，潜艇事故，神舟五号上天，孙大午案件，以及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腐败案等重大新闻报道都能及时、真实、比较充分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赢得社会广泛赞赏。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撤销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的规定，实行人道主义社会救助办法；开放广东、北京、上海居民赴港澳自由旅行；取消强制性婚前医检，办理结婚和离婚手续无须单位证明，报考研究生也无须单位证明；改进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推进迁徙自由；从严治警从严执法，“警察问案”、“审案期限”有了新规定；推行官员问责制，加强纪检巡视制度，增加政务信息透明度，等等。所有这些依法治国的新政，透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依法治国必须以宪法为尊，以依法行政为要，以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为本，让人民多一些自由。这不仅是矫治目前社会弊端的治本之道，也是大幅度改善公民境遇，保障基本人权，提升社会满意度，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良方。正由于新领导人这种积极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愿望和行动，使得在新的一年传媒业走向法治成为可能，新闻报道上进一步突破也才具有较大空间。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必定赢得最广大民众的真心实意的支持。
然而，中国传媒业的进步，受多种因素影响，注定要克服许多困难，不能一蹴而就。业内有识之士最近有议论说，我国改革开放25年来，相比其他行业，传媒业的变化不大。
改革开放25年来，在广大新闻从业者的努力奋斗下，应当说传媒业也发生了重大的深刻的变化。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内容方面的改革，基本处于恢复新闻本来面目阶段，改革沿袭前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接近老百姓的阅读口味，提供信息、娱乐等功能。改革的路径是以外延式的扩张为主，在坚持党的宣传要求之外，提供大量可读性强的内容和实用性信息来满足需求，回避一些领域和禁区。而在作为社会公器和舆论监督方面的功能却始终未尽人意。因此，若从新闻体制和管理模式层面上说，相对于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变革及政府对其管理方式的变化来说，我国传媒业确实是变化不大的。
如此说来，在传媒业走向市场的同时，对传媒的管理如何走向法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强调以法规范市场，管理经济。传媒作为一个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约影响之下，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但对其管理应实行法治原则，则是不应特殊的。
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相继确立的根本治国方略，写进了我国神圣的宪法。因此，强调传媒管理应当走向法治是顺理成章非常必要的。近年来，我国合法报纸受到非法扣押、封锁的事件屡有发生，直至2003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江西定南县也遭此厄运，但从未听说哪一位官员因为扣押、封锁报纸而受到处分的。
随着传媒走向市场走向法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相信在计划经济和高度政治化社会建立起来的以各级党报和行业报为主体的报业结构，也理所当然地需要进行调整，这也属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
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建立有关法律法规，构建一个与混合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新闻市场竞争格局。这既满足不同阶层的不同需求，也培育不同层次的市场主体，不断完善新闻产品，形成与跨国媒体的竞争能力，进军世界传媒市场，在国际传媒领域设置并掌握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同时，这也体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即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益，并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真正发挥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对公共权力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这是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