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楠：张卫星刚才你谈到了一个定价区间的问题。你是唯一一个中小股东投资者的代表，所以在这儿虽然你人数少，但是强势群体，因为台下有很多人在支持你。

　　张卫星：我想起1999年，在座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谈这个问题可能非常早，我是97年才进入中国股市，进入以后，我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我说考北京大学都很轻松，但是研究中国股市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可以代表很大量的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对它的预期是什么样，实际效果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也是一个灵感，对所有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忽然有一个火花一样的答案，当时有一个判断，当时在证券市场周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句可笑的话，我和那个编辑他是做好被辞退的准备，我是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这是当时的情况。出来以后经济界没有什么回应。作为我个人的研究，我听到最多的评价可以说是曹教授的评价，张卫星的方案是最好的方案，然后说政府不同意，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太多了。我说想讲一句，我作为研究人员，我不考虑政府同意不同意，我只把我认为最好的方案提出来。如果你替政府决策了，你认为政府不同意了，你要政府干什么，你本身就是政府了。在这个整体过程我就是提最好的方案，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别的不想。

　　华生教授刚才谈了几个观点，华生教授说在国际上都有溢价，在任何时段溢价都不一样，这个定义如果成立的话，中国股市不用解决全流通问题，直接上市就可以了。我非常同意贺强教授的想法，我们一定要考虑事实，除了折股价格以外，平均的发行是六块，这是我一直采用的比例模型，上市价是11到12。我们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1.5元国有股的资产和12到13元的投资者的资产中间有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在那儿，有国有银行的大量的违规资金进场，他们把这块蛋糕切走了，他从这个市场拿了三千到八千亿的蛋糕，必须有人付出代价，这个钱不可能从哪儿冒出来，13年来有多少申购资金，我买的时候不流通，现在流通了，现在怎么办？

　　我讲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把它拆细，然后缩股，那肯定要打一圈的官司，这也是现在我们被动的原因，我们得求着它你缩吧。我把流通股价下来，我们举一个例子流通股的发行价是6块，是一比四的关系，我现在把它一比四除下来，你有四万股，你的价格只有三块了，我降下来以后你愿意买还是愿意卖，都是你的事儿。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和很多人的区别是，他们写很多方案的时候非常复杂的公式，我都看不懂，是想方设法的算股价，如果真有这个本事，上美国市场挣钱去吧。我觉得有一个误区，大家不要总想着定价。西方的证券市场是通过自由竞争，通过供求关系决定证券价格的一种交易机制，定价是市场的功能。我的方案是定股方案，至于流通以后的全流通价格让市场定。好的企业会涨，不好的企业会跌，我们不要为市场的功能做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