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工讨薪2003年年底一度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在土地征用、乡镇企业萧条、种粮效益锐减甚至为负大环境下，很多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民工，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城市里成为了最底层：生活、消费、法律地位……辛苦一年甚至几年，却不能顺利拿到工钱，为了追讨工钱，很多农民工采取了过激的手法，甚至走上了不归路……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目前全国共有9400万进城务工民工，被拖欠的工资总额可能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70%发生在建筑业。这对于农民工而言，何止是个天文数字？建筑业奇怪的债务链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建设单位拖欠总包单位工程款、总包单位拖欠劳务企业劳务费、劳务企业拖欠包工头的工资、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成了这条债务链上的最终受害者。此外，年终岁末，民工工资纠纷数量很大，相关职能部门人员有限，很难面面俱到处理。施工企业、劳务企业则普遍表示，年终自己的财务状况也不好，很难凑齐民工工资。民工的合同上则大多是施工期间只发生活费，其余工资到工程竣工后一段时间发放，这一等通常就等到年末民工急着回家过年，而这时，企业所要支付民工工资的数量也聚得很大。
管理部门几乎都在强调，民工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在选择就业单位时要考察对方的资信，要签订劳动合同，要通过政府主渠道寻找务工地点等。应该说这些话都没有错，也都是民工群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可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让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为洞察秋毫、自我保护能力极强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要个人去鉴别一个企业的付薪能力对城市人也是不可能的)。而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替他们把那些不具有付薪能力的企业清除出市场？为什么不能告诉民工他们所具有的权利呢？
熊德明是幸运的，她遇到了温总理，不仅要回了丈夫的欠薪，同时也为广大的农民工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掀起了为民工追讨欠薪的热潮。靳其会却不同，她的丈夫胡卫国为讨多年的薪水不明不白地死去，她虽然拿到了政府垫付的12万元人民币，但是脸上的凄楚让人心酸。有多少幸运的熊德明？又有多少不幸的靳其会呢？
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对民工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曾培炎要求，从今年起，要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摸清欠款底数，抓住典型案例深入分析原因，加快清欠进度，建立防止欠款的长效机制。要通过严格资本金制度，建立政府工程代建制，健全建筑市场准入制，加大对恶意拖欠企业的处罚力度，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等措施，努力做到老帐要还，新帐不欠。要加强部门协调，搞好监督管理，继续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把清欠作为重要日常工作抓紧抓好。
但愿民工进入城市不再那么难，但愿不用再讨薪，也但愿农民工通过打工致富也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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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不仅仅是被绑在土地上的人了，很多人在非自愿失去土地或自愿离开土地之后并非一筹莫展。乡镇企业、个体经营或外出打工，应该说，他们比以前拥有了更多致富途径，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并非条条致富之路都能通向罗马，很多时候，他们的致富之路不得不半路夭折。乡镇企业在税收、管制中由兴盛到萧条，不过是几年的事情；个体经营在无盘活资金、市场不对路中无奈收场，而农民工则在一年甚至数年的最脏最累的劳动之后，还要费心费力地踏上讨薪的路程，而还有很多人踏上了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