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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于近期的宏观调控表示担忧，也有很多人对现今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作法持有异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任何一次宏观调控力度加大之际所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最常见的作法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变化来体现。类似加息或是减息就是经典的货币政策；而加税抑或是减税，就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了。但今年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所采取的政策行动，却不是常见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就已出台的各种政策而言，更多的是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调控。
大家可以看到，利率没有动，税率也没有动，但整个金融体系在行政框架的约束下，已经开始了有针对性的调控，而一些过热的行业已明显感受到了银根紧缩的压力，表明调控政策已经开始初见成效。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政策与以往相比有何特点，为什么要这样？
事实上，与以往宏观调控所常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同的是，今年为了抑制中国经济走向过热，国务院选择的对策，走的是宏观调控的第三条道路——行政调控！而作出这样的政策选择，相信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背景有莫大的关系。
当今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各国投资云集中国，每年的外来投资有500到600亿美元的规模，占了全球数量的近一成。在国际资本界，很多人都认为，当美国经济不振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扮演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不但为国际资本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经济体，也为全球商品的制造和消费创造了一个庞大市场。
现在，当中国传出消息，要压抑经济过热之后，日本股市开始下跌，韩国股市在下跌，香港和东南亚的股市也在下跌，从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经济起伏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应该了解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对全球经济存在重大影响的火车头，此时此刻，必须表现出责任感，必须承担起对内，对外的经济发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尽量避免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和震动，适度运用以行政调控为主的调控策略，就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对于这样的策略选择，结合我们的经济发展实际，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坚持采取货币政策进行调控，那么加息的影响可能遍及国内所有行业、所有企业，使得它们的生产成本更为高昂，利润空间更为狭小。在银行而言，表面上贷款利率因加息可能得以提高，但最终企业盈利能力受限，反过来必然会影响信贷质量，这对适逢强调资产质量，正在准备上市的中国银行界来说，绝非是好事。
从财政政策角度来看，虽然近年税收连年增长，但财政负担依然很重，而且财政体系内有很多关系没有理顺，矛盾到处存在。如经过长期讨论的燃油税征收问题，已被一拖再拖，由于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实际已经开征无望了。在当前经济过热的情况下，理论上要促使经济放缓通常必须要加税，但加税又与中国经济加入WTO之后统一税负的大目标相矛盾，更何况要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的领先性，提高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就不能再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
客观地说，一提宏观调控，很多人动不动就考虑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质上，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行为方式。在当前的经济局势下，实行适度的以行政调控为主，货币及财政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政策是有其必然性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基准利率没有大的变动，但银行的贷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一些热得发烫的行业投资开始受控，这些措施的落实，并没有对经济增长、银行和企业构成大的伤害，但同时却有针对性地起到了抑制过快经济增长的作用。
而从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本届国务院对国家经济事务的调控是审慎的，坚定的，而当今活跃于经济决策部门的主要领导，基本也都是上一届国务院的中坚力量，无论是证监会，还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无论是在人民银行，还是财政部或银监会，所有这些攸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关键部门，均可以看到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军人物。很显然，这不但可以有效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更将使得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和机会大大增加。
可以相信，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力度是适当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及时，在顶住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同时，有助于将现在以及将来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各类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可承受的水平上，兼顾了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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