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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有关“大北京”的建设概念正在成为热炒的话题,所谓大北京,其实只是一批专家的一个研究成果,一个可以参考的规划设想。这种设想的方案提出,大北京地区应该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沧州等城市所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地区构成,面积近 7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4000 万。
此项研究确定了大北京地区规划的基本思路,提出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疏解大城市功能,调整产业布局,发展中等城市,增加城市密度,构建大北京地区的组合城市。其中,京、津两大枢纽要进行分工与协作,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实现向“双中心网络式”的转变;城市将沿区域交通轴,呈葡萄串式分布发展,相互以生态绿地连结;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在区域整体协调原则指导下,对这一地区原有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调整,共同推进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
据说,参加研究的学者们还提出了以磁悬浮交通联系北京、天津、唐山的设想,三地之间的交通仅需 20 至 30 分钟,实现城际交通的公交化;切实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北京西北郊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等等。
应该说这个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主持的“大北京规划”——“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经过了 100 多位专家历时两年的论证,立意和出发点均是好的,针对的也是北京以及华北地区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和缺点。问题在于,这个解决方案式的研究成果,却缺乏解决方案应有的条件保障,因此其可行性及其价值就存在明显的问题了。
在这方面,粗略的来看,就至少存在着七个方面的障碍仿碍其转变成为现实。
我们来看一看这七个方面的障碍。首先就是行政体制的障碍,说大北京的形成需要协调是没问题的,但现有行政体制是条块状态的,其中的协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很难,除非能够打破、重组现有的行政体制,这又谈何容易;其次是产业发展的障碍,现在围绕着北京周边的城市,其产业结构和重点均不相同,大北京的规划如果要实施的话,必然涉及大量的产业重组和服务业重组问题,这根本不是方案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再次是城市经济的障碍,全球的城市经济圈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为设计的,而且核心城市只有一个,不是两个,这不是数字问题,而是城市之间资源配置及其协调的问题;第四是投融资环境的障碍,如何解决城市之间资金流动?强迫投资者弃条件好的城市,就条件差的城市,这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作法,很难奏效;第五是文化环境的障碍,这方面大家的感受均很强烈,虽然同处华北地区,但各地其实在文化环境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这种文化整合非数十年之功是根本无法实现;第六是政策环境的障碍,有各地的行政体制存在,就有政策上的差异,这是不用多说的;最后是城市社会发展目标的障碍,在这方面,华北各城市的发展目标差异是很大的,有的是濒海旅游城市,目标就是旅游,而在内陆的城市,目标可能就是钢铁,差异极大,要调整就意味着数十年发展投资的大部空耗。
众所周知的是,规划与空想的分别,在于对资源、条件的重视与审慎。面对如此大的差异和文化,“大北京”概念是不可能不受质疑的。笔者在河北听说过这样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在河北有一个三河县,还有一个香河县,两个县挨在一起,但两个县生意人的性格却大有不同。香河已经赚了50万的生意人会说,生意不好,自己是惨淡经营;三河的生意人正好相反,明明亏了50万,却会说赚了50万。其实,两个县的经济近年都有飞跃式的进步,差异只是说明了香河人的稳健与三河人的乐观进取。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大规模的区域整合,只能由历史来完成,而不是建筑规划者。
对于大北京概念的规划研究,坦率地说,这应该是经济学家的事情,很多问题都不是规划学家所能把握和控制的,因此,这是一种错位。而错位的结果也可能是很严重的,北京市原本所缺乏的可能主要是城市的整体景观设计,投资者与建设者的现代环境意识引导,但按照大北京的概念去做,则可能现实与意愿出现矛盾,北京这张“饼”,只是被越做越大了,从北京做到了天津、唐山和保定。因此真实世界的结果,可能得到的只是一张更大的“饼”!
对于城市经济,我们必须了解,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价值规律,不是一个或两个规划。我们要使各地的社会发展成本降低,资源配置就应该是经济的,有效的,价格杠杆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客观的说,现在的所谓“大北京”规划,实际只起到了勾勒一个梦想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少数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