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一：
固定资产投资降幅过快，是意料之中的，还是意料之外的？
夏斌：我国的总体宏观调控效果明显，但投资增速下降之快有些意外。今年一二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是53％、3月份是43．5％、4月份是34．7％，而5月份仅为18．3％。剔除价格因素为10％左右。在短短的3个月内，投资降速如此之快，是近十年来没有的。因此，有人担心调控已经到头，或者已过头。
汤敏：中国的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但是在调控时，调控的结果对于结构矛盾是解决还是恶化，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治冷”比“防热”的任务更艰巨，也是一个更长期的问题。从近来的通胀率来看，把粮食、房地产等物价指数去掉以后，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还是收缩的。
夏斌：“热”是暂时的，而“冷”是长期的。我认为，在投资统计数据是完全真实的基础上，如果下半年不及时纠正基层银行和有关部门在落实行政调控措施中的一些片面行为，如果不在相关政策落实及政策宣传上做出适当的改善，下半年投资增速可能跌的更深。经济难以避免“硬着陆”，经济生活中的其他矛盾将进一步显现。
论题二：
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源于我国的城市化建设，还是地方政府和银行的投、贷冲动？
姚枝仲：有人认为投资热是由于中国到了工业化阶段，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设备投资率很低，比相对成熟了的美国还低，因此无法推断投资是用到了设备投资上。另一种观点则将投资热归结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充分的。在推动投资的过程中，城市化是重要的原因。
这一轮的投资过热中，城市化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带动了建材价格的上升，导致行业上涨，这使得原材料如煤、电、油、运等价格也在上涨。不过，我国的宏观调控在传导还没有到达消费品时就出台了，比较及时。
城市建设的很多投资都是长时期才能见效的，并且属于准公共的问题，所以，城市建设就应该有特殊的融资手段和融资保障。国外有专门负责城市建设融资的专业项目公司，也有的发行“地方政府融资债券”，这种方式使贷款和投资回报率相关，对地方政府就有很大的约束力，但是，这些措施我们都没有。
汤敏：城市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中国的投资率很高，核心问题是谁把资源配置过去的。是投资造成的储蓄问题，还是储蓄造成了投资问题，这一点需要明确。中国的储蓄高，和中国人的消费意识有关。储蓄大部分都转给了投资，而投资会转给谁，这就是金融机构的问题。
为什么银行能批准贷款？银行的贷款要给固定资产建设，因为即使所贷的是不良贷款，那么，效果显现的时间也比较长，责任不会很快追究到银行身上。
地方政府永远都有投资的冲动。为什么1997年到2000年我国的经济不过热，这是和金融或者银行体制改革有关的。2002年银行不再“惜贷”，是因为贷款的分母扩大之后，不良贷款率会缩小，银行就会很容易达到政府所要求的不良贷款率下降的指标。银行的目标和地方政府的目标一拍即合，投资能不过热吗？这一轮的投资大都是缘于银行，不改变银行的体制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论题三：
如何看待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调控能解决结构和体制问题吗？
夏斌：商业银行不能片面理解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对不同的贷款项目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因为怕负责任就简单化处理，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的。银行应该增强对全球经济背景下的行业研究，以及经济周期下某商品的市场供求风险研究。但是，我们的银行现在的研究只是微观层次上的，比如，以前对考察企业贷款能力时，只是考察微观的，如企业是否有不良贷款记录，企业是否具备还款能力等。所以，现在应该要求银行提高对宏观方面的研究，从而增强抗风险的能力。
去年工商银行表现得非常好，他们通过全国联网锁住了对钢铁行业的贷款。因为他们在2002年就进行过行业评估，预计到这个行业会过热。
汤敏：因为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才能从银行拿出钱来，这是机制造成的。机制不改的话，回潮是必然的。现在，短期内改革见效了，而长期的改革，包括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都要加强。
冯兴元：我们现在的调控有三个特点：统治经济；计划化；经济国家主义。而在这三个特点之后就是非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这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潜规则。当然我们不排除现有的一些改革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行政改革，但银行体制基本上没有改，粮食体制也基本上没有改。
粮食补贴不能弥补农民增收，因为生产资料在上涨，中间商又拿走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农民的组织力量还是太弱。
汤敏：“治冷”的问题很难解决。中国的农业和中小企业并不是没有希望，关键是被体制束缚住了。经济体制中，最大的制约就是金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的话，“治冷”很难见效。
我们讲要限制信贷，但是要看卡的是谁？现在的“治冷”往往是限制供给方。比如，加大发展成本等，这样在短期内会见效，但是长期就不行了。
冯兴元：一个转型国家是否达到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国家标准，不是由政府首脑的游说或者国家之间的交易来决定的，也不是由某个外国政府来认可的。它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真正完成了转型。而转型意味着艰辛的制度变迁历程。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此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几乎为人所遗忘殆尽，人们只是关心跳出通货紧缩的泥潭，却忘记了必须推进制度改革，迎接未来可能通货膨胀的挑战。结果是，当经济出现“过热”时，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立竿见影的药方，惟一可以做的事是通过调控、计划和行政手段实行“精确打击”。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现在该是实行制度改革的时候了。
汤敏：目前的宏观调控很重要，但是不能恶化了结构问题。应非常明白，我们要调控的是哪些方面。
中国目前最应该解决的是民营企业、就业与农村问题。我刚刚看到的安邦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经济景气指数，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明显下降，私营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达到了9．1％。中国目前的投资分为健康体制下的投资和不健康体制下的投资两部分。对于健康体制下的投资，国家政策往往是保护国企。
论题四：
为什么通胀与通缩频繁交替甚至同时存在，为什么投资没能拉动需求和就业？
汤敏：这和我们的收入分配有关系。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世界上是变化最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城乡差距，这个差距非常大。中国要解决结构问题，最核心的是要解决城乡差距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写过在“防热”过程中要“治冷”的文章。中国在发展中小企业、就业等方面都偏冷。
夏斌：我们还要对下半年投资“反弹”有心理准备。如果下半年投资增速相对于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的增速出现反弹，是否正常？是否意味着宏观调控不成功？这要冷静分析。今年第二季度在强烈的宏观调控政策“高压”下，各地收敛了强劲的投资势头，但经济本身要求这种状况不可能持久，适度反弹是必然的。因此，如果在七八月份投资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正常反弹，就惊慌失措、毫无心理准备，以为是上半年宏观调控的失败，马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措施，则第四季度直至全年经济将真的会出现大起大落。要吸取过去历次经济调控中的教训，但不要使经济“硬着陆”。
汤敏：只有让没有钱的人赚到钱才能增长消费，而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却是相背的。80年代，1％的投资所造成的就业率增长是90年代的3倍。可以看出来，投资在就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执政党会自动追求就业率，因为他们要在竞选中获胜，这是一种自动的制约机制。而我们要靠自上而下的调整，因此，要从上往下来保证就业。如果把ＧＤＰ当成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很危险的，这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
其实，能源问题并不是抑制投资的真正瓶颈，根本的可持续发展是要做到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到“以人为本”。
论题五：
“以人为本”和“国富民强”都是我们的方针，那么究竟是先国富还是先民强呢？
汤敏：“国富”与“民强”未必有一个先后顺序。充分就业与ＧＤＰ增长是政府的两个重要的目标，而政府将ＧＤＰ看成了惟一目标。我们要清楚，翻了四番又能怎样？
没有高速增长就没有高就业率的提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追求高就业率呢？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些战略问题，比如，下一步发展过程中的最大风险是什么？2020年实现不了小康的危险是什么？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我们的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正确。
国家的战略导向非常重要。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自然会导致重工业化，因为地方政府靠中小企业发展增长ＧＤＰ远远赶不上引进外资投资建厂见效快。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制就是导向了投资建厂的行为，这也成为了国家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造成中国只有一个“浙江”却有好几个“山东”。
近来我们做了各省市对就业贡献的比较，广东和浙江是最好的，他们也是中小企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终矛盾就是要解决就业，三农问题也就会随之解决了。有人认为中小企业发展慢、产品档次低，其实也不见得。只要能增加就业，档次低也是可以的。我们的消费水平并不是很高，为什么要追求高档产品呢？以前我们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以人为本”首先是解决生存。
冯兴元：认为民营企业是“低水平”和“重复建设”，基本上是伪命题。经济是在演化之中的，所有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开始的，微软就是从“低水平”开始的。如果美国当年大力打击“低水平”的“重复投资”，我们就可能享用不到现在的视窗系统。市场经济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恰恰是效率的源泉。
在这个问题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够用，必要时再动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国有和集体产权占控制地位的企业会使得“重复建设”成为一个问题，因为预算软约束使得它们没有通过自由购并出清“企业市场”的激励。需要对那些国有和集体产权占控制地位的企业进一步改制，而不是由行政部门来确定哪一个企业有资格进入市场。
汤敏：我们的“赶超”心理是造成结构问题的重要因素。如果一味“赶超”，反而会使经济增长总体减慢，因为那样会忽略基础性的工作。“大国”与“民富”哪一个更重要？积累式的发展，从长期来看是很快的，这就是“龟兔赛跑”的道理。
论题六：
下半年经济的走势如何判断，哪些措施有助于实现“软着陆”？
夏斌：下半年政策重点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总的思路是继续坚持目前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方向，既要防止严厉禁止项目的反弹，又要防止经济活动中正常资金要求不到位，切忌“一刀切”和“大起大落”。
结合对拟建、在建项目的清理，对五大控制行业之外的投资项目，经严格论证，符合相关条件的，应给予“松绑”支持。结合对土地市场的清理，对符合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用地，在严格甄别的基础上，有控制的逐步放开审批。
通过相关措施，要求各商业银行要全面落实适度从紧、区别对待的方针，不能片面理解。要杜绝“少贷少犯错误，不贷不犯错误”的思想，杜绝对在建、拟建项目一律叫停的简单做法。在逐步减弱行政手段负面效应后，若七八月份投资增速出现非理性反弹势头，央行即可采取加息措施，即行政手段撤一些，市场手段马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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