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汇聚成了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性区别，杨小凯在“再论新兴古典经济学——答黄兆基”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我要顺便提及，茅于轼教授是最早对杨小凯教授经济学贡献进行系统介绍的国内学者之一（见“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介绍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一文，载于《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困境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Ｄｉｘｉｔ ａｎｄ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1977）、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Ｆｕｊｉｔａ ａｎｄ Ｋｒｕｇｍａｎ，1995）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但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ＯＥＣＤ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张永生，2000）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Ｕ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
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ＯＥＭ）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
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杨小凯的贡献：新兴古典分析框架
能否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Ｃ．Ｊｏｎｅｓ，1995ａｂ1996；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1995；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Ｒ＆Ｄ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Ｃ．Ｊｏｎｅｓ，1995杨（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1998和西格斯托姆（Ｓｅｇｅｒｓｔｒｏｍ，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Ｒ＆Ｄ模型中的第Ｖ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Ｉ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Ｊｏｎｅｓ1995ａｐｐ．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斯密－杨格定理的重要性。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的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1983）。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内核
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其实就是一种“斯密－科斯”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的内核，正是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但是，马歇尔却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题。因为在1950年代以前，处理古典分工与专业化概念的数学方法还没有发明。马歇尔于是做了一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即社会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不事生产的纯消费者；另一类是不做消费决策的纯生产者。每个人不能选择其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必须从市场上购买一切产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外生给定的。每个厂商必须在市场上卖出一切产品，厂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给定的。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就从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框架下的资源分配问题（参见Ｙａｎｇ ＆Ｎｇ1993）。而斯密、杨格、斯蒂格勒、科斯、张五常、杨小凯等人，则代表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们将分工等经济组织问题视为经济学之核心。
要将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形式化，新古典边际分析不够用，我们要用到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也并非天外来客。它既同边际分析有关，又不尽相同。贺学会和赵红军的文章谈到超边际分析时，都以为其只包括两步，即首先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然后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只有这两步，那么在马歇尔时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边际分析不只包括这两步，他们忽略了最为关键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如果没有这第一步，则根本无从进行超边际分析。而且，对每个角点解进行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边际分析。
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要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这在数学上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因此，在“两个人两种产品”的经济中，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数量是。其中有63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用公式表示就是。其中ｍ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种可能的决策，1表示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问题就出来了：如何才能从这63或511个甚至更多可能的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2种产品，我们就要逐一计算63个角点解的最大值，然后进行总收益－成本比较？在现实世界中，单个的决策者会根据他面临的特定限制条件来解决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但作为经济学家，关键是要将其纳入经济学形式化的分析体系。马歇尔显然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这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理论界的难题，被杨小凯成功地解决。1988年，他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可能解，从而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假如存在着专业化经济（意味着专业化生产比自给自足生产效率更高）和交易费用，则一个人的最优决策决不会是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简单地说，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Ｗｅｎ ，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的情形。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少得多。目前，一个更强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顺天证明。这就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建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有了文定理，我们就可以将最优解的范围大大缩小。比如2种产品有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情况，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内点解和绝大多数角点解就永远不会是最优。我们实际上只需考虑基于3种模式的3个角点解。第一种模式是，粮食和衣物两种产品都自给自足，没有交易行为发生。第二种模式是，专业生产粮食，用卖粮食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模式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卖衣物的钱购买粮食。也就是说，一个人进行决策时，只会选择这三种模式中的一种。
实际上，杨小凯为简便起见而在教材中称第二步为一个“给定角点解的边际分析”，这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因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边际分析不适用的角点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在决策问题考虑之列的话，则第二步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严格地说，边际分析只能运用到内点解，而不能运用到角点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个角点解中所有为零的变量都不存在的话，则一个角点解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内点解。这样，对角点解的分析看起来就象是边际分析。比如，自给自足模式角点解的6个变量是：2种产品的自给量为正，而2种产品的购买量和售卖量各自为零（不加考虑）。这看起来就只是求最优自给量的边际分析。对每个角点解的“边际分析”之后进行的对不同角点解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一个创新，因为经济学家在1950年代就已经知道这一点。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即使运用了非线性规划也是如此。但是，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不仅要用到非线性规划，而且内点解不可能是最优。角点解是一个通例而不是例外。
贺学会和赵红军等人认为超边际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单纯的边际分析，原因就在于此。此外，他们之所以认为超边际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为杨小凯教科书的模型中大多数是由“两个人－两种商品”组成的经济，第一步排除不可能为最优角点解的过程并没有一一重复列出，书中的超边际分析大都是从第二步开始进行的，很多读者不会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这第一步，才是超边际分析中的一个重大技术突破。的确，如果依样画瓢对书中的模型进行求解，我们采用两步法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计算出超边际分析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独立的论文中用两步法进行超边际分析，审稿人就会这样问你：为什么不对每个角点解，而只对少数几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两步法断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因此，完整的超边际分析应该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可见，超边际分析脱胎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但是，它的威力要远远大于边际分析。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01年4月起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与杨小凯教授合著《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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