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药方”难解“体制痼疾”
这位从事基础分析的央行官员告诉记者，目前的经济过热是与政治社会等多方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结构性过热，当前的货币政策很难选择有效的手段进行调控。
在他看来，如果选择利率工具就要面临一个问题：“调整利率的政策效果滞后期较长。而我国经济现在主要面临的是，短期通胀压力与长期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采用提高利率的方法不仅短期内难以发挥抑制需求的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加深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更何况，如果今年上调存贷款利率，无疑会使升值预期再起，加大货币政策的难度。”
他指出，中国的金融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远远没有达到执行货币政策调控功能的水平。“当银行信贷是市场主要融资来源，而存款利率不能浮动，利率的信息作用是没有的，货币市场利率对贷款利率影响也是没有的。”在他看来，当我们的货币工具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相对缺乏有效的货币市场工具前提下，央行通过货币政策传导进行调控就是空话。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主任徐宏源基本赞同这个判断。他告诉记者：“1999年北戴河会议时中央有一个很著名的判断：在中国只要银行不出问题，中国经济就出不了问题。这个判断我觉得是非常正确，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
他理解这句话有两层涵义，一是中国经济只要把住信贷的闸门，银行不出问题的话，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始终强调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只要银行没有金融风险，经济就没有风险。
但到2002年十六大后，经济学界又出现两句话。第一句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稳健一点”，第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积极一些”。这也是对此前中央宏观政策的一个修正。
“我觉得是修正得有些过分。”徐宏源说，“因为一修正后整个货币信贷就像流水一样哗哗哗流出来。”他掌握的月度数据显示，从2002年4季度到2004年4月，整个银行贷款贷了5万亿元，而建国以来50多年时间整个全社会的贷款只有16．9万亿元。现在，一年半时间差不多相当于前面50多年时间贷款的30％。
货币一贷出来，全国就变成一个大工地。由于投资主体多数是追求短期行为、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经济运行马上出现三个大问题：投资的增长过快、物价指数上涨和土地开发过度。
徐宏源的基本判断是，到目前为止，宏观经济运行基本态势还是制度性问题，表现为结构性失衡。这也是央行在此次宏观调控中为什么表现“尴尬”的根本原因，即用市场手段“医治”非市场的体制“顽症”。
填平“制度缺口”
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告诉记者，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消除体制痼疾、推动制度再造，对中国金融市场非常迫切。这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指出，在中国实体部门的利率敏感性是相当低的。对于各级政府及国有经济部门而言，资金的可得性远比资金的成本重要的多。而对于那些处于供求严重不平衡因而存在巨大超额利润的部门，利率水平哪怕是相当大的变动，也很难改变其获得超额利润的事实。因此，在中国，利率政策的调整常常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后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现行的利率体系有非常明显的“双轨制”特征，李扬告诉记者，中国的存款利率是严格管制的，银行贷款利率正在市场化，而各种金融市场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这种管制利率与市场化利率并存的现象将两种经济运行状态下的弊病都暴露了出来，使央行在制定利率政策时常有掣肘之患，其政策效力大打折扣。
因此，问题的根本在李扬看来，是如何加快消除“双轨制”，理顺利率体系。“2003年以来，利率的走势朝野瞩目，这表明中国的利率政策正在逐渐摆脱其‘侍女’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又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入。但利率政策目前面临的困境也显示，适应其运行的体制环境还远远没有建立。”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也有相同的担忧，“在短期，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游刃有余，只要下决心，总是能够平衡总量，维持宏观稳定……但是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的风险依然存在于长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今仍是在一个没有健全的市场秩序（包括能有效执行的法律）和尚未与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完全对接的交易秩序下实现的”。
张军告诉记者：“短期而言，对宏观经济的关注无可厚非，但保持宏观的稳定不应该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惟一目标。”他呼吁，“中国经济该在制度转型上提速了，我们需要在填平那个‘制度缺口’上真下功夫。”
现在还不能确认中国经济是否会把这次“过热”的教训转化成中国加快制度转型的转折点，但事实上，不管现状如何艰辛，市场已经看到周小川引导的新央行为体制建设付出的努力，比如增强央行独立性、完善货币调控机制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看作张军所说的填平制度缺口的进步。
在采访的最后，徐宏源告诉记者，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高增长，它的景气维持了118个月，整整10年。而中国经济最长的一轮上升周期只有26个月，两年半都不到。可能目前还不敢期待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水平达到格林斯潘的高度，他希望从这一次宏观调控起，央行和中国经济能够打破这个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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