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三大石油主帅驱车悄然前往北京最高级别的东方金悦酒店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晤。中国石油陈耕、中国石化陈同海、中国海油傅成玉这三位新掌门人，自接过帅印以来，除去参加温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以外，从未有过单独私下见面。
事后，在三大石油的网站上，共同发表了一个由中国石化代表三家起草的一个对外声明。声明称，此举是为了共商实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进一步加强合作提高石油石化企业竞争力。
对此番会晤，此间的媒体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上月中旬，本报独家披露了中国海油获得原油国营贸易进口经营企业资格、每年可从海外进口原油1200万吨的消息。紧接着，本月初京城媒体刊登中国石油拿下在中国南海进行勘探及开采许可证的消息。一时间，有关国内石油巨头频频交手、加快业内竞争成为了社会上的焦点新闻。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此间媒体皆认为，由于在经营上相互间存有着不同程度的竞争且这种竞争在新的能源发展态势下愈演愈烈而导致三大石油主帅不得不亲自会晤，以此来调解他们的“不和”。
事实上，在中国海油“上岸”、中国石油“下海”之前，国内三大石油巨头就早已打开了“阵地战”。而在这方面一个最好的生动注脚就是加油站之战。尽管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画线”，但南北交叉、东西渗透的战斗仍接连不断，中国石化与中国石油各有赢输。
对三大石油巨头间由来已久的竞争，本报一向持有积极的态度。尽管眼下这种竞争是出现在一个更大垄断的范围之内，没有完全市场化，但这符合中国现阶段整体经济运行的模式和水准。由此，对此番三大石油主帅会晤的意义，本报还有更深刻的解读。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石油供给更多依赖进口已成定局。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每年中国的进口数量都在逐年递增，去年终于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据权威机构预测，2010年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将可能出现衰减。而到2015年和2020年时，中国的石油需求量将可能达到3．6亿吨和4．3亿吨。
直面如此之大的石油缺口，以中国能源发展为已任的三大油企，其实还应该包括中化集团，惟有尽快共同地走出去，开辟第二战场，多渠道获取更多的石油资源，方可有效地化解当前中国能源发展中的瓶颈。而走出去，海外石油跨国巨头就是横在它们共同面前的“拦路虎”。
在当下如何更好地与石油跨国巨头博弈，这才真正是中国油企急待破解的头等大题。而此前本报记者在采访国内石油巨头中也获得了印证。今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广东LNG商务合同签约”仪式上以及6月在钓鱼台举行
的“中意人寿北京分公司开业”庆典上，分别采访了傅成玉和陈耕。两位老总均表示，未来三年将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大布局海外市场。
协调步骤，一致对外。这是此番会晤的战略意义所在。本报记者注意到，参加此番会晤的还有三大石油巨头旗下的股份公司掌门人，他们分别是中石油总裁蒋洁敏、中石化总裁王基铭、中海油总裁周守为。而业内都知晓，这三大上市公司皆是海外找油的具体执行者。
不计前嫌，协起手来，拓展海外油田，这一举措实在可贵。而在当今国际石油领域中，其竞争早已不是企业间的了。客观地说，它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里海折戟，伊朗退出，哈大线受挫，这一幕幕发生在眼前，不得不对中国石油战略痛定思痛。
众所周知，自国家能源部、国家能源局先后被取消后，国务院则把能源归口到发改委，由其下属能源局统一管理。而按照列在职责范围的大类工作就多达几十项，诸如研究国内外能源研究开发情况、提出能源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拟定能源发展规划、实施对油气煤电具体管理、负责国家石油储备等等。
这一现行的石油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让只有30个行政编制的能源局日趋难以招架。此间一家著名媒体的记者曾对能源局作过深入的探访，其工作人员私下坦承：“我们这点人能干什么？眼前这点事能对付过去就不错了。”此话，在业内人听来并不是牢骚之言。
而更为不妙的是，现在的能源局职权被“大卸八块”。据悉，按照对石油工业上、中、下游的划分，发改委其经济运行局分管成品油市场建设，其工业司分管炼厂。至于，石油行业的市场准入、价格、出口等则隶属于国务院其它部门监管。
尽快建立一个高效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机制，对当前中国能源和石油战略刻不容缓。有专家强调指出，中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权威性的能源机构来执行战略，协调大局。而这个机构应该拥有独立的最高的权力，有能力约束各地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其权威性和专业性要远远高于发改委能源局和全国人大能源委。
有迹象表明，这种体制的重新锻造正在悄然始来。本报记者注意到，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2004—2020年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其起草工作并不是按常规交给发改委独立完成，而是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领导的中国工程院牵头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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