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倪这回真的退了，尽管他今年刚刚60岁，尽管他心里也许一百个不愿意。而刚过40岁的赵勇在四川绵阳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蛰居”三年之后，再度出山，第二次从老倪手中接过接力棒。长虹再次进入赵勇时代。 就像一幕故事，长虹的换帅总是高潮迭起，情节动人，让人揣摩良久。 摆在台面上的是年龄问题，6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人才工作会议”上形成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企业负责人任职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倪润峰刚好碰到了这个坎，就像三九集团的赵新先也因为“年龄”离任一样。 但是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却众说纷纭，有说是倪润峰重新出山之后业绩依然不理想的原因，有说是长虹国际化战略不成功的问题，还有说是长虹制度建设和公司治理结构进展不畅的因素。 而强烈的民营化冲动遭遇了政策的遏制，被许多分析认为是导致老倪退出的最重要原因。在产权改革的问题上，话语权当然最终还是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博弈的结果无非是两种：要么胜利，要么失败。———老倪不幸成为了后者。 在现阶段，长虹要走民营化的道路，也许真的很难，因为这是国有企业中的一面旗帜，而旗帜的方向往往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因此，老倪的退出被认为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典型例证。 是是非非显然不能一时说清，最后的定论也需要置身于更大的背景来作出。作为局外人，我们认为，不妨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解读老倪退出长虹的原因和意义：国有企业“一个人的企业”时代，真的开始谢幕了。 当赵新先从掌舵19年的三九集团被宣布退休时，本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这代表了国企改革的一个新动向：“一个人的企业”的结束将肇始于此。时间不过过去一个半月，作为当时文中列举的“一个人的企业”的其他代表，老倪竟然真的迎来和赵新先相似的命运。而可以肯定的是，老倪仍然不会是最后一个。 老倪在长虹20年，把长虹从年销售额几千万的工厂带到了年销售额数百亿的集团，这样长久的管理时间、这样巨大的贡献在一个私企里当然不意外，但偏偏长虹至今还是国有企业———这种致命的矛盾简直足以解释一切变故。因此，老倪的离去，其实是在国企的产权、激励、人事等改革正在进行当中尚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作出的一种权宜之计。 毫无疑问，倪润峰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最优秀代表，也是至今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倪不会失误，更不代表老倪不会渐渐老去。以年龄为限对国企领导人“一刀切”的方法的确值得商榷，但是从这个层面上，改变“一个人的企业”却无可非议。 错误不在老倪，他不过被时代的浪潮卷走，就像当初被时代的浪潮推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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