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7月16日电（记者陈鹏） 包继友、杨海生二人两年来一直在一家私企——云南起进商贸公司当保安。7月1日这天，成为两人心头永远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这天晚上，他们不仅遭到昆明市官渡区鸣泉村护村队员的无端暴打，包继友还被强迫吃掉自己被打昏之后失禁的大便……
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遭到公众的同声谴责。几名护村队员对包、杨两人长达3个多小时的暴打、凌辱再次折射出农民工在城市中身份卑微的客观现实；从随后的进程中可以看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依然缺乏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城市中更缺乏农民工的维权机构。
无端遭暴打 被逼吃粪便
7月7日，在云南空军医院外伤科住院部29号病床上，瘦弱的包继友只能趴着，背部到处是一条条瘀青肿胀的伤痕。另据值班医生说，包的一块脊椎骨骨裂，并有轻微脑震荡。另一张病床上躺着他的工友杨海生，两眼青肿，身上也伤痕累累。
6天前的那个夜晚仍让包继友心有余悸。
7月1日晚上11点左右，包继友和杨海生到鸣泉村小塘子工地巡视，两人就住在距离工地不远的临时工棚，这片土地已经划拨给在鸣泉村办学的云南起进商贸公司用来兴建教职工宿舍。不久，他们遇到了4名鸣泉村护村队队员，“他们满嘴酒气，问我们这么晚了出来做什么，我们说巡查工地。他们不由分说，挥舞棍棒就向我们打来……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被打得几乎昏死过去。清醒一点以后，我发现我身上的钱包、手机都不见了。”
随后，几名护村队员把两人押到了鸣泉村老年活动中心，用手铐将他们反铐，令他们跪在地上，把下巴放到活动中心的长凳上，只要头部稍有挪动即招来胶木棍、铁管的暴打。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了，他们5个人出去弄了几瓶酒来，一边喝酒，一边轮流打我们。”包继友说。暴行从深夜11点一直持续到凌晨。被打昏了的包继友被几个护村队员搡到走廊上的过程中大便失禁，顺着裤腿掉出来。“我听见一个人说，把你的屎吃掉！”尽管被打得奄奄一息，但思维还算清晰的包继友怎么也不肯听从。护村队员继续打他。有人用棍子挑起大便，塞到他嘴里……“我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只好吃进去。我吃掉一坨，他们逼着我把另外两坨也吃掉。第四坨被他们勒令戴着手铐的杨海生用手捧着扔掉了。”
以为已经没事的包继友被一个队员按住头，他们勒令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干净。
“当时，老年活动中心还有好几个人在打台球。没有人管。他们听说有人吃屎，全部跑过来，围着看。”包继友说，“我没有办法，被他们按着，趴在地上，把残留的东西舔干净。我的脑袋当时一片空白……”
5名护村队员发出得意的大笑。
弱势群体自我维权意识淡薄
最终被雇主陈柳明送进医院的包、杨二人至今对整个事件感到无比愤慨，尤其是被逼着舔吃大便的包继友。“我要告到底！”他说。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告”，目前能做些什么，他完全不清楚。他甚至至今没有向鸣泉村所属的小板桥派出所报案。但主动介入的派出所民警向记者证实了鸣泉护村队的暴行。
与鸣泉村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陈柳明显然不希望事情闹得太大。他明确向记者表示，一定会支持包继友，但是如果对方愿意私了，只要赔偿合适，未尝不可以接受。“一个农民还打什么官司，没钱，没势，怎么打？”他说。截至记者发稿时，鸣泉村护村队员已经表示愿意凑钱私了，杨海生也表示可以接受。
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工往往无法拒绝来自强势者的“调解”和“私了”。昆明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李海明认为，就很多涉及农民工的案件看，农民工因为弱势，所以软弱，但这种软弱通常源于缺乏常识的自卑，因此错过以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绝佳机会，这会给随后的调查取证带来相当难度。具体到这个案子，包、杨应该及时报案，住院后应该立即申请做法医鉴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可视伤情结果决定是否对肇事者提起公诉。
“很多农民工总是欠缺最起码的法律常识，这些常识他们外出打工前就应该有所了解。最简单的做法是，一旦遭受侵害，应在第一时间报案，如果不能报案，应及时保留证据。出事后可寻求法律援助中心的帮助。”李海明说。但他无奈地承认，目前各级基层组织针对弱势群体所做的法律宣传和普及还远远不够。
弱势群体需要集体性的保护
昆明云电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志军则从基层联防的角度审视弱势群体的被动。“基层组织的联防队员素质太低，本身就缺乏法律意识，寄希望于这些人尊重或不侵害弱势群体无疑是缘木求鱼。所以，要改善弱势群体的弱势地位，基层组织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云南大学法学院民法专家宋笛分析，这一事件中，护村队已经涉及多重违法事实：非法拘禁、故意伤害、非法滥用权力、侮辱，但要依靠包继友的一己之力讨回公道、让逞凶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难度相当大。作为执法部门，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
宋笛认为，即便当事人没有报案，公安机关在得知此事后应该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主动介入，主动为伤者联系法医鉴定伤情，如果伤情严重，可以对肇事者予以刑事拘留。“针对这些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我们的执法部门应该积极地为他们提供帮助。要靠他们自己帮自己，太难了！”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长效的集体保护机制，否则任何弱势个体被侵害案件都将孤立无援，即便出台再多的法律法规也无济于事。
“城市的工会应该吸纳农民工，我们现有的劳动保障部门无力为农民工保驾护航。首先要承认农民工身份，其次把他们交给一个大工会管理，一旦出事，可以通过集体性的声音为他们讨回公道。毕竟，一个人的声音太弱了。即便法律援助中心也是被动的，而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种主动的保护。”
一旦集体性的保护机构建立之后，有望为弱势群体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卫生、劳动、法律等等。“这是城市发展中一个急需填补的空白。”宋笛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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