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以省份为参赛单位举行各商帮的年度“大考”，那么，在人均GDP、重点行业企业利润总额、在中国民企500强中的比重、市场占有率居全国第一的工业产品数量等多门“科目”上的得分，浙商无疑都已位列全国第一。他们向全世界证明了一群出身“草根”阶层的农民企业家如何让“浙商制造”全面崛起进而让人关注。为何浙江商人失败的案例相对较少、能保持基业长青？
对此，答案应该是“浙商非常听话”，也许这个说法会让人感到惊奇，因为从第一本营业执照到第一家自然人控股的上市公司、从国内第一家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流通企业到首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从最早的私营企业到设立第一家股份公司……在浙商身上，哪里能找到几分温良、缄默的“乖孩子”性格？分明是一派几近叛逆和不服管的“刺儿头”作风！但是浙商的发展，正是部分得益于这种敢说敢做、勇于冒险的观念和做法，他们总能洞察时机而猛执先鞭。他们“非常听话”—听老百姓的话、听钱的话、听时间的话。
听老百姓的话—浙商市场观
谁造得出老百姓满意的产品，谁就有市场；拥有了市场就找到了利润之源；拥有了消费者的信赖，就找到了衣食父母。这是浅显的道理，但不是所有的厂家都能实践这个道理。
浙商则不然，哪里有消费者的抱怨，哪里有消费者的不满，哪里就有他们的市场机会。最近，听一位宁波籍老板谈他的市场观，他说，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卖给消费者后，使用麻烦是厂家的责任，使用不好是厂家的责任，使用感觉脸上无光彩更是厂家的责任。这样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包揽责任、施加压力，何愁不能赢得老百姓的赞成票？事实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宁波商人经营的企业，一向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优异而著称，现居浙江省民企前10强。
正是因为浙商们普遍都有这样超前的市场观，充分关注老百姓的使用感受、一切听老百姓的话，因此，在他们带领下，浙江制造业从1978年以来平均增长17%，连续26年“领跑”全国。
有“汽车疯子”之称的台州商人李书福，以他的言行验证了上述观点。在李书福的眼里，像汽车这样仅由“四个轮子一个方向盘一个发动机一个车壳，里面两个沙发”组成的“普通的交通工具”，售价只有降低到了像发达国家那样“一年的收入足够买两辆汽车”的水平，才是符合汽车发展规律的。但国内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大家看得清楚：动辄十几万元的售价，远远地偏离了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承受能力，同时由于竞争不充分，在中国即便花最贵的钱还不一定买到最好的产品。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这使李书福觉得造车肯定有戏，就提出要为中国老百姓生产“质量品质要达到日本韩国同档次汽车的水平，而价格仅为三五万元”的汽车。
在得不到主管部门许可的情况下，李书福先斩后奏，1997年在临海打出造摩托车的旗号，暗地里筹建吉利豪情工业园区，开始了他的造车大业；到2001年年底，李书福终于在国内民企中首获轿车“准生证”，从此，吉利便不断地刷新着中国汽车市场的最低价。到目前，它已以产销量年均增长117%的惊人速度，进入了中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3＋6”主流格局。李书福信奉“得民心者得市场，得民心者占市场”的商场格言，因为他看到了老百姓对中国汽车行业心存不满和抱怨，才决定挥师杀入。
浙商进行每一项投资决策，都是基于对市场规律超前而冷静的把握，聆听老百姓的需求，并勇于在竞争中凭借勤奋和智慧，最终赢得老百姓的赞成票。
听钱的话——浙商经济观
与内地其他一些商帮不同，浙商并不讳言“一切向钱看”的说法。因为他们明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价值规律是硬道理，企业所从事的一切经营活动，本质上就是听钱的话。同样，要想在市场中制胜，就是要一切按经济价值规律办事。正是由于浙商受到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因而他们的决策都是围绕着经济价值目标而进行的一种强烈逐利行为，他们的合作都是以经济纽带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也惟因如此，浙商的崛起是自然规律形成的，是在经济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是“野生”的。所以，才可能“一有雨水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
目前，浙商已是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及经营者群体，以致于外省人到了浙江，就会发现那里“连空气里都飘着金钱味”。这种“一切向钱看”的民风，在浙商的经营行为上有突出表现：他们既追求大生意、大规模、高利润，同时也盯准小买卖、小项目、小商品—只要有钱赚，哪怕只有一分钱的赚头，也会不遗余力。
由于浙商天性向钱看、听钱话、逐“钱”而居，因而在省内特色产业区集群的同时，他们的足迹也遍及国内甚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随着“浙系市场”在各地的“分蘖发芽”，一批又一批的浙商也被“输出”到全国各地。对金钱嗅觉灵敏的浙商，已不满足于做“国内无敌”，他们还要走出去“赚洋钱”，做进军国际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领军人物。仅在温州一地，现就形成了“100万人从事国际贸易，100万人从事国内贸易，100万人在故乡从事生产组织”的跨国经营体系。
听时间的话—浙商效率观
有许多在浙江工作的外省人告诉笔者，浙江的工作节奏快得几乎让他们难以适应。而这种强烈的效率观，正是浙商所极力追求的。浙江民企强调“今日事、今日毕”，决策一旦形成便能进入高速、高效的行动。现在有不少浙江企业策划营销活动，头天晚上形成方案和下发通知，第二天一早就能在全国同步开展，而且丝毫不会走样。这种快速反应的决策机制、迅速行动的执行力，成为其制胜市场的突出竞争力。
温州服装商人过去特别让人称道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办事效率：意大利或欧洲发布一个新的流行款式，第二天他们就可以拷贝进行大批量生产。为收集欧洲最新的服装款式，这些企业多在意大利专门设立信息收集点。宁波的服装企业也极为重视效率提升，如雅戈尔于今年3月份投资1个亿，与中科院合资成立分公司，对整个集团的管理进行信息化调整，旨在借助管理工具提高效率、用信息化手段实现无缝隙的连续工作方式。正是在强烈的时间效率观的催生下，过去10年间，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性的知名品牌，像雅戈尔、杉杉、罗蒙、报喜鸟、庄吉、步森等已成为中国服装界最为响亮的名牌，洛兹、太平鸟、美特斯邦威、法派、森马等也在全国有了很高的知名度。目前，在浙江省拥有的32个中国驰名商标中，服装就占到了8个。
做电表和空调起家的奥克斯集团，是比雅戈尔早3年实施ERP的宁波另一家大型民企，其老板就自称“对信息化工具上了瘾”。据了解，在他们的办公自动化系统里，严格设定了每个人处理事务的流程和时限，并进行效率考核。近日该企业老总本人批阅文件延误了一天，也被系统自动罚款。再如，其每天要做哪些事，手机都会自动提示。老总的一切行动和日程安排，都是听时间的话。
浙商这样热衷于借助现代化的管理工具确保效率最大化，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浙江制造业最明显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来自省外，制成品的主要销售市场也在省外，这就决定了浙江企业信息化必须依赖于电子商务的支持。扫描浙江各地的支柱性企业，从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到网架、阀门、电梯、家电、汽车零配件，浙江的民营企业大都从事制造业，整个制造业更是在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占46.3%，所以浙江企业的信息化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业的信息化。
同样已在企业内实施信息化工程的均瑶集团，其董事长王均瑶从航空一路做到乳品，一个深刻体会就是“人家慢走，我要快跑，这样才能不落后”；有“中国第一商人”之誉的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对时间效率观也有清醒认识，他认为“做企业，本质上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明白企业永远处于危机之中”；波导公司的徐立华在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则强调企业的策略是“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地慢慢来，因为没有人给你时间。”
“草根”起家的浙商，可以不听领导的话、不听行政指令的话、不听规矩的话，却认准听老百姓的话、听钱的话、听时间的话。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浙商还将继续取得世界性的影响与成功。但是，世界上没有永不凋谢的花朵，因此，浙商唯有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寻找自身弱点，克服改正，才能活得更长久，更精彩。这也是浙江商人走向世界，张扬“浙江活力”的基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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