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节，广州艾滋病自助小组“爱之关怀”的托马斯参与了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项目，培训各个医院未来的艾滋咨询员。到第三天的时候，托马斯宣布自己是感染者，结果很多医护人员不愿与他同桌吃饭。 在充满歧视的环境中，许多艾滋病患者宁愿隐瞒病情，也不愿接受免费治疗。城里的免费治疗需要贫困证明，“那不是会让居委会的老太太都知道自己的情况吗？”很多患者这样反问。 广西一名男性为回避实名制对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特地远赴广州做艾滋病检测。但当检测结果出来两小时后，他的家人在广西接到当地防疫站的电话，而且家乡人很快全都知道了他是感染者的事实。 这种打击对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托马斯说：“政府的好政策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原因，几乎无法实行。比如，国家规定疾控中心应当对患者信息保密，可谁都知道，在一个小地方，消息在茶余饭后就走漏了。” 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已经成为中国处理艾滋病问题的最主要的瓶颈。 为了避免家人受牵累，许多感染者长期流浪在外。许多原本在当地可以获得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宁愿远走他乡自费治疗。另有一部分感染者，在配偶离开后，为重组家庭，隐姓埋名到新的地方开始生活，增加了新的传染几率。 对艾滋病感染者所持的道德评判和歧视，直接削弱了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应该在社会上引起的回应。 玛丽斯特普的项目官员高琦称：“由于担心受到排斥和不公正的待遇，在我国估计的84万感染者当中，临床检测报告为阳性的案例只有4万多，其中很多是匿名检测，无法进行回访。庞大的感染人群处于隐蔽状态。而曝光之后的感染者和患者在遭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又会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安定的因素。” 歧视阻止人们进行自愿咨询和检测，阻止人们采取使用安全套等健康安全的性行为，阻止高危人群接受治疗。 最近，国家提出将三大类六种抗艾药品纳入医疗保险范畴。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来说，这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歧视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这一措施能达到的效果值得怀疑。 托马斯说，几年前艾滋病每月治疗费高达7000－8000元时，艾滋病药品就已进入公务员的医疗保险范畴，但很多此类患者却宁愿卖掉房子自己买药。 苛刻的社会环境也让很多艾滋病感染者陷入绝境。本月初，河南南阳一位农民在拿到检测结果确认感染艾滋以后，上吊自杀。南阳并不是艾滋病的高发区，相关艾滋病宣传几乎为零，也不属于国家示范区，当地人几乎不知道任何国家的优惠政策。根据欧洲前景组织的《艾滋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感染者有自杀的企图。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在2004年度全球艾滋报告中提到，亚洲的泰国和柬埔寨，由于开放化处理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的行为，在艾滋预防方面做得很成功，感染率有了明显的下降。由此可见，中国也急需对高危人群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教育和干预，不能让性工作者继续隐匿在幕后。但这显然也受到社会对性工作者歧视的阻碍。 另外，玛丽斯特普组织负责安全套免费发放项目的孙小峰先生介绍，目前在我国，安全套的使用比例是所有避孕措施中最低的。另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中国安全套生产数量和实际需求仍然脱节。实际需求因为获得途径、人们的习惯和费用等原因受到抑制。 天使在哪里 “全国像我这样的医生太少了！”佑安医院的张可医生说，“中国的艾滋病救治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缺钱，也不是缺药，就是缺人。”从五年前开始，张可就在河南农村进行艾滋病救治工作。“五年前，我们就没有人才，没有准备，现在完全手忙脚乱，被打个措手不及。”河南是艾滋病的重灾区，他将当地急需艾滋病救治医护人员的形势比喻成“救火”。采访结束后，张可又要义务到河南驻扎一个月，去各个村子辅导村医，并对感染者进行辅导。 ＵＮＡＩＤＳ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目前只拥有不到200位具有专业艾滋病处理技能和知识的医生。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位人士说：“现在政府组织培训，接受培训的人不给患者看病，给患者看病的人很难接受培训。”按照省市县乡一级一级培训下去，轮到一线人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效果也大打折扣。无国界医生组织在湖北襄樊的艾滋救治项目，目前正在计划接受培训外地的基层医护人员。 “村级医院是中坚力量，但是村医没有培训。”张可说，“河南根本没有这个师资力量，根本谈不上培训，连学校的教授和医院的医生对这个都懂得很少。” 从今年4月开始，张可召集组建了一支志愿医疗小组，预备进行“送医下乡”。但目前情况不容乐观。“现在只召集了四五个人，至少要有四五十人才行。”目前召集的四五个医生有的积极性很高，但是缺少技术，需要先被培训；而有的则不愿下乡。 目前，疾控中心已经请世界卫生组织量身定做了专门面向中国大陆基层医护人员的艾滋病救治手册。暑假期间，政府还将派遣1600名医学院的学生下乡宣传，进行健康教育。但张可认为，像河南这样的地区需要“紧急救火队”，而不能慢慢培养。 除了医护人员严重短缺之外，卫生系统的捉襟见肘也成为艾滋病救治的一大问题。无国界医生组织人士说：“卫生系统的问题影响了免费抗病毒治疗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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