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日前对《新京报》说，三峡工程不是一两天、一两个人搞出来的，是经过了几十年、近百年论证的大工程，是几代人的努力，它不是一般的工程，因此对于三峡工程，不能抓住一两个枝节问题就行，而是要有一种主流的眼光，一定要从主流问题、主流社会来看。这位中国三峡总公司前董事长、总经理认为，只抓住一两个枝节，看问题就会片面失真。这番话引起了不小争论。 陆佑楣院士谈到说“主流的眼光”或者“主流社会”，也就是说，有关三峡的很多问题——比如泥沙、水土保持、防洪效益、生态等——都要在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这样一个背景上来看待，拿一两个问题否定三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不理性的态度。他说，关于个别大坝的争议是有的，一概而论的反坝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一概而论的反坝”固然极端，但将其打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恐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那些“反坝”者多为自然保护主义人士，他们关注大坝对环境的影响，呼吁人类放弃将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作为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惟一方式的传统观念，用明智的治水策略使用流域，保证河流的健康。从“主流”上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值得尊敬并富有成效的，由此才会有怒江水电工程的暂时叫停。尽管怒江大坝似乎迟早都会上马，但自然保护主义者们的努力必然促使工程当局采取更理性的态度。 陆佑楣院士在谈到世界大坝委员会时说，我很清楚这个委员会的背景，他们吸收了大量反对建坝的人士，曾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拿出一个关于建大坝的规范，我曾当面对他们表示这不合适，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只有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每一种情况来确定。 其实，这个世界大坝委员会是由曾经资助许多大坝建设的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发展委员会联合组成的，他们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反坝”，他们是在肯定了水坝水库对控制洪灾、水力发电、提供生活用水等方面的巨大效益的同时，发出了“慎建大坝”的呼吁。他们指出：水坝在带来显著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根治的弊病，诸如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的破坏，人口迁移及其贫困化，等等。 对于这样一个中立组织的声音，我们应该善于倾听，省察得失，尽量减少不利的一面，增加有利的一面，而不是因为他们“吸收了大量反坝的人士”而产生对立情绪，或者将他们一概打入“别有用心”的阵营。 从技术角度讲，三峡工程在运行当中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表现出来，需要我们以科学精神进行长期的观测分析，尽最大努力保证它安全而有效地运行。在这方面，“主流眼光”不能取代“科学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据报道，陆佑楣院士也认为三峡工程并不是百无一失，但不能以此否定三峡。我们认为，“抓住一两个枝节”并不等于否认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面对如此前无古人的巨大工程，每一个枝节都是主流问题，“抓住一两个枝节”比感情的维护更重要，也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 就此问题，我们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采访过水利部长汪恕诚。汪恕诚部长对我们说，在对待大坝的态度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截然不同，“由于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以及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肯定还会修很多大坝。但是对于修坝带来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我们国家过去是重视不够的。我想，重视生态是一个进步。”我们认为，水利部长的辨证思维方式应该代表着一种“主流的眼光”，这种“主流”的实质应该是科学与理性。 另外，同样据《新京报》报道，陆佑楣院士反对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一说：“库区城市规划得太大，一些地方的新城超出老城多少倍，搞那么大，只有那么些人，‘产业空心化’不就是这么出现的吗……现在一些地方纷纷叫嚷移民数要增加，113万包不住，竟然还有说要超过200万的，这些论调都有，无非还是要钱。不经过调查核实，是不能由他们说了算的。” 根据我们对三峡库区的采访，想来恐怕不能用“无非还是要钱”一言已蔽之。 所谓“产业空心化”，是因为库区曾经长期处于“不三（峡）不四（川）”、“不上（马）不下（马）”的真空地带，产业投入少，就业机会匮乏，这是不争事实。现在，移民“搬得出”的目标已基本不成问题，但政府补贴到移民手中的补偿金早晚会花完——重庆市涪陵区长黄仕焱对我们说，库区补偿标准执行的是1992年的政策，与现在的拆迁补偿标准相差数倍——缺少稳定的工资收入，社会隐患不言而喻。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对于广大库区人民而言，这就是“主流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三峡工程具有更大的价值而忽略这些问题。 长期以来，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治水对于我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往往回避谈论一些哪怕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水利工程的认识必须接受现代社会思想的重塑。我们必须探讨的是，我们如何从制度设计上保障重大工程在论证、决策、监督上的充分民主化？如果真的这样，相信似是而非的言论就会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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