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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19日，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披露其2003年年报，这是国内首家在公开媒体上做信息披露的信托公司。
“好人举手”？
华宝信托是在1998年由浙江舟山信托重组而来，其股东分别为上海宝钢集团和浙江省舟山市财政局，分别占有股份98％及2％。据其年报披露，公司2003年资产总额55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95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6661万元。
由于信托属于私募范畴，此前尚没有任何一家信托公司在媒体上做公开信息披露。
华宝信托总经理郑安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在华宝信托披露年报的十二天前，中国银监会向社会发出了一份《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郑安国称，华宝信托在去年年底就想过做信息披露，“刚好这次这个征求意见搞出来以后，所以我们就把年报给披露了出来。”
然而，业界对此反应不一，李晓东认为，信托公司在公开媒体上做年度披露，的确是全国首次，但他亦认为，华宝的信息披露更多意义上是公司在运营、宣传等方面做的一种综合考虑而做的，从目前情况看，很难上升到行业标杆这样一个作用，短期内不会有太多公司效仿。
“在行业面临整肃的时候，华宝率先出来做信息披露，有好人举手的意思，应当说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业界人士分析。
对于信托业来说，2004年注定是多事的一年，信托业正面临着行业信任危机，行业整肃风暴也再度逼近。
自2002年7月18日《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一法两规”政策框架下的中国信托业已经走过了两年历程。
重获新生的信托业在2003年发展势头迅猛，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共有50家企业发售了250个信托产品，共筹集资金约216亿人民币。各类信托产品层出不穷：从房地产信托到ＭＢＯ信托；从外汇信托到法人股投资信托一个个收益风险特征迥异的信托产品不断地推出。
然而，经过2003年的高歌猛进后，2004年的信托业开始“险象环生”：青海庆泰信托巨额亏损、金新信托的乳品战略并购计划到期未能兑付信托利益、“刘顺新案件”造成爱建信托哈尔滨项目陷入困境……
“2003年的大跃进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福建国际联华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李晓东说，“投资者根本没有充分的意识，对信托的原理、方式未做仔细的研究，而是把产品作为一种国债或银行存款去购买，再加上业内个别的信托广告误导投资者，这对信托公司、监管部门、投资者都是一次再教育。”
信任危机
从1979年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迄今，信托业坎坷不断，历经五次整顿，屡屡上演“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迄今尚未走出这个怪圈。
郑安国认为，这和信托业的发展历史有关，1979年在信托公司出现的时候，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如何利用外资的问题，当时成立的中信信托就主要承担了吸引外资的任务，同时还搞了一个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这就具有创业投资的味道，因此信托业刚开始的初衷就是“怎样利用外资和怎样用社会闲散资金从事行业投资”。
“这两种初衷都没有什么错但是这两个的初衷在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市场条件还不怎么具备．另外一个就是这两种初衷都被衍化为地方政府用来分中央政府的金融权”郑安国称。
这涉及到当时社会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对物价、商品调配等各方面都有控制权惟独金融是中央集权的当时的信托投资不幸地成了地方政府融资的小金库，用于发展当时的金融投资事业成为地方的融资窗口以及当地政府不是很正常的开支。
信托业走向公募？
业界认为，最近出现的青海庆泰信托及金新信托危机，由于其大股东都是民营企业，更容易出现挪用信托资金，出现道德风险，因而引发了关于信托业民营化危机的思考。
对此，郑安国认为，监管才是关键，目前国有大型企业是有监管的，尽管管它的部门太多，效率会低一点。
郑安国表示：“对于民营企业监管上的缺位，才是造成民营信托公司更容易出现问题的原因，这是市场环境的原因，不能靠自我约束来完成。”
郑安国指出，信托业的良性发展需要三个条件，首先是充分的信息披露，信托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带有公共部门特征的，即使“私募”出了问题，老百姓还是要找政府，因为政府给它发了牌照。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以引进整个社会的监管力量，如舆论监督等。
其次是做好投资者教育，有些受托人在市场上早已经是声名狼籍的，为什么投资者自己还要把资金交给那些“坏人”去管理？
第三是要加强监管力量。监管必然涉及到成本问题，因此信托要从“私募”走向“公募”，公募要标准化，如果公募不标准化，它的产品千差万别，就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规则，监管势必无以为继。
郑安国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除了规定信托不能做什么之外，还是应该明晰它能做什么，它一定要有具体的产品，如果它始终没能找到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为了生存，最后可能就会去干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