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最低的为10.3％，为什么全国只有9.7％？
本报记者 罗小军 上海报道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ＧＤＰ增长率为9．7％。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总量的关键指标的ＧＤＰ，其变化也是观察宏观调控效果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重要风向标。然而上半年，从表面数据看，全国30省市区（西藏自治区、台湾省数据没有获得）ＧＤＰ增长率简单算术平均达12．7％，其中海南最低为10．3％，内蒙古最高达18．7％。
经济观察人士不免对此一头雾水，而国家统计局上下也正忙于紧张研究此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指出，尽管有统一统计的方法，但各个省之间的交叉、重复计算难以避免，因而得出的数据“都是粗的，不可能完全科学”。差距在所难免。
地区差异扩大
从1985年开始建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到现在，国家的ＧＤＰ统计数据和各地的统计数据一直存在差距。
但今年上半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缺口比往年扩大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官员指出，2001年各地的增长率比全国高两个百分点，今年扩大到3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国家与地方的ＧＤＰ统计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1999年到2004年上半年，各省与全国数据的缺口越来越略呈喇叭状：东部省份（上海、浙江）喇叭尾部到开口，差距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6个百分点左右；西部“喇叭”（四川）从1999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到超过全国水平，乃至2004年上半年扩大到3．5，变动幅度4个百分点；中部（北京），ＧＤＰ增长率差距在5年间从3个百分点扩大到5．7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该研究员认为“用趋势来判断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而国家统计局则正组织人力紧张研究，以洞察其因，纠正偏差，让数据更加逼近真实经济生活。
此外，地区间ＧＤＰ增长的差距也在扩大。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凌和刘世庆的统计，1998年到2002年，尽管东、中、西部ＧＤＰ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的年增长率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6．81个百分点、8．26个百分点、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
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水平看，1999年西部比全国低36％、比东部低60％；2000年西部比全国低32％、比东部低55％；2001年西部比全国低33％、比东部低55％；2002年西部比全国低54％、比东部低60％。
而此轮宏观调控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贯彻统筹发展和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区域平衡发展是目标之一。经过此论宏观调控，今年1～4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期增长42．8％，其中西部50．5％、中部48．3％，东部以40％的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个上半年，东部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统计局：尽量把数字搞准
虽然区域不平衡有所减缓，但各地生产总值与整个国家生产总值的喇叭开口越来越大。专家担忧，如果听凭缺口进一步扩大，必将影响这些宏观数据的公信力和对宏观经济导向作用，进而影响微观主体的判断。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官员解释，统计数据发生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与现行统计体制有很大关系。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是统一方法、分级核算，全国ＧＤＰ数据并不是各省（区、市）数据的直接加总，而是独立核算。“各县的数据加总与省里数据有差距，各省市区数据又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差距。”
国家统计局人士根据以往经验介绍说，只要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对发展速度做了一个预测，下属各级政府的增长率一般高于上级政府部门预测的增长率。正由于此，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不再作经济预测。
如今各省市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往往还是制定一个具体的增长目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炘教授认为，各省市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地方政府官员都力争本地的增长率高于上级的预测和计划，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比较实际一些。
而国家统计局也尝试各种办法力图维护统计的独立性。国家统计局曾试图建立垂直管理体制，但没有获得准许。专家指出，根源在于地方官员要考核各种指标，如果这些指标掌握在一个独立于地方的机构手里，要年年完成任务甚至超过指标，困难显然会大大增加。
国家统计局官员表示，各种方法都在尝试，目的只有一个，“尽量把数字搞准，把人为因素去掉”。
2003年底开始，由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副局长邱晓华等带队开始巡查各省市区，以纠正统计违法现象。国家统计局表示，先查大省，三年全国巡查一遍，巡查内容为近三年来的国民经济核算。局长带队，每到一地，巡查一周，巡查结果直接通报给地方负责人，并同各省负责人对话。今年从6月开始，计划巡查7个省市区，目前已经巡查了上海、浙江，四川。
实际上，一周巡查时间，面对千头万绪的各地国民经济核算，难以详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一共20个人，巡查的局限性很明显。
对于地方的统计数据，巡查工作更多地是从技术上对核算方法提出一些改正和遗漏弥补，并提请各省市区在下次核算时注意。（实习记者毛晖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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