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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现象的一个重大变化。其背后，一定是社会和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变数和问题。
■20多年来，这几乎是第一次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了争夺战，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其中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什么呢？
缺工！缺工！
“收工嘞！”吴义飞拍了拍身上的积灰，左手拎起写着“招工”两字的木板，右手提起屁股底下的塑料方凳，拦了辆“摩的”准备走人。
从上午8点到下午6点，吴义飞只发出去了22份招工简章，这其中，对他的“晋江翔羽鞋业有限公司”表示有兴趣的不过两三人。
在福建晋江市乌桥头的临时招工点，一块接一块鲜红的招工启事牌顺着马路两旁的街沿一直延伸下去。“这一个多月来我每天都在这里按时‘上下班’，可到现在还没招到20个工人。你看看还有这么多厂要(招)人，可哪里有人来啊……”吴义飞叹了口气，跨上了摩托车的后座。
马路两旁的招工启事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散去，第二天一早又会准时地回到这里。
招不到工人就没法开工———对吴义飞们来说这个道理简单而残酷。
2004年春天，“缺工”这个词开始越来越多地为晋江市的大小私营企业主所提及。仿佛一夜之间农民工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以前招工是要多少有多少。”晋江市陈埭(dai)镇迪美鞋业有限公司主管人事的刘贵指着大门说，以前厂里如果缺工人了，只要在厂门口竖一块“招工”的牌子，就会有人源源不断地上门来求职，不到几天工夫就能招满，而且招满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还会有人经常来询问是否需要工人。
“今年厂里准备新上一条生产线，需要再招100名工人。可你看招聘的牌子在门口放一个多月，都开始褪色了，招到的工人还不到20个，新上的生产线根本没法开工。”刘贵抱怨说。
招不到工人的绝不是迪美鞋业一家。
在陈埭镇乌桥头的临时招工点，冷清的时候招工的人比来找工作的人还要多。
一家招工的企业为了吸引工人，打出了“提供夫妻房，可自己烧饭”的条件。而更多的企业则是以“按月发工资”来吸引工人。
为了鼓励回家的工人按时返厂，迪美鞋业不仅为工人报销来回的差旅费，甚至准时返厂的工人还可以得到500元的奖金——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在与陈埭镇相距不远的安海镇原本有7家为农民工服务的职业介绍所，如今已经只剩下3家了。
“来安海的农民工越来越少了，职业中介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晋安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黄珊娜说，“厂家委托我招工的岗位起码在1000个以上，但一天下来来询问的求职者不超过20个。”
为了能招到工人，有的企业主声称“挖来一个工人，奖励100元”。
在劳动力大量短缺的情况下，晋江一带甚至出现一种专门带着工人跳槽的“工头”，他们带着几十乃至上百名工人，如果在一家工厂做得不满意，“工头”立刻就带着工人跳到别的工厂去。
翔羽鞋业的吴义飞也尝试过到内地省市去直接招工。“安徽、江西、重庆的劳动力市场我都去过，每次招聘会都要花几千块，可是也招不到几十个人。”
福建省企业调查队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其中陶瓷行业的开工率不足50％，这背后，工人短缺是一个重要因素。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
出现“民工荒”的不仅仅是福建。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往年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已经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厂家们对熟练工人难找的普遍抱怨。据统计，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在号称“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织里，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也从1200元涨到了1400元。
甚至连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的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中心城市南昌，这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的问题。
在长沙，今年3月以来进城做保姆的农村妇女减少了70％，几乎出现断档。“去年3月份有200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却不到50人。”长沙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这是中国国情现象的一个重大变化。那么，是什么使得成千上万的空缺岗位与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形成了断裂？其中需要关注和警惕的是什么呢？
不少专家和媒体认为，出现“民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这是长期漠视农民工利益的代价，是农民工对不公平的待遇说‘不’的结果。”
对于这种解释有人提出疑问：2004年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收入与往年比起来，并没有坏多少，而为什么恰恰在这一年频频发生“民工荒”呢？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一直抱有“打工再苦也比种田强”理念的农民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得“挑剔”起来？他们难道有更好的去处吗？
一个事实是，如果这是农民工对不公平的待遇说“不”的结果，那么一些条件恶劣的企业和地区，农民工应该外流，数量应该减少，但从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数量并没有因为用工条件的“恶化”而出现明显的下降。
晋江市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说，近年来晋江市每年的新增流入人口大约在3万－5万人，从今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流入量也并没有出现萎缩。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2004年6月底统计的数据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数字仍然在稳步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回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
一些专家认为，虽然部分地区的打工环境不规范，近年来工资待遇增幅有限，但是对于地处内地贫困地区的打工者总体来说，外出打工对他们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变化
对于目前“民工荒”出现的原因，专家学者们仍然莫衷一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2004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是造成农民工短缺的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的投资过热已到了让人警惕的程度。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陈埭镇，大大小小的制鞋工厂共有三四千家，大到有几千名职工的知名企业，小到只有几个人的家庭作坊。
“做鞋不需要太高端的技术，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资金投入也不是很大。再加上这两年的生意比较好做，晋江的鞋厂是小的变中，中的变大。”迪美鞋业的刘贵总结说。
三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兴公司”)算是当地制鞋业中排得进前几名的大企业，2000年从陈埭镇搬到了15公里外的泉州市清氵蒙工业区。在2002年到2004年两年的时间里，生产线从3条增加到8条，工人也从1000多增加到3400多人。
“三兴公司对工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公司行政部负责人洪文星说，一线工人平均月薪可以达到1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每个月能够按时发工资；每个工人都会签订劳动合同；刚刚进厂的“生手”在培训期间也可以拿到500－600元的生活费。
三兴公司像是市场里的一条鲨鱼，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了相对多的劳动力资源，而随着这类“鲨鱼”级公司的发展扩张，它们会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资源。
“市场上流入10000名劳动力，可能其中大部分会先选择规模比较大的工厂，那么中小企业自然就会觉得‘来打工的人少了’。”市劳动局的一位负责人认为。
在2000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晋江及邻近的石狮、泉州先后出现了许多条像三兴公司这样的“鲨鱼”。
“看看欧洲杯期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就知道了，那里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十有八九都是晋江这一带生产的。”刘贵说。
在位列“全国百强县”的晋江市，其主导产业包括纺织服装、制鞋、陶瓷建材、塑料玩具、食品饮料等，而这些产业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认为，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以晋江为例，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2003年则达到27个亿，增长比例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显然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出现民工短缺的现象似乎也就很自然了。
即使需求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但相对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也不应该出现用工短缺，有学者分析，这与“信息传递滞后”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认为，目前我们的劳动力用工市场不成熟、不规范，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
蔡日方说，1990年代中期经济紧缩的时候大量无法找到工作的农民工滞留在火车站、汽车站，无疑就是劳动力市场不成熟、传递信息滞后在另一种极端状态下的表现。
有学者认为，由于劳动力中介市场缺乏诚信、收费标准不合理，并不能在劳动力和用人单位之间形成良好的桥梁。用工信息的传递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老乡之间的相互介绍。
蔡日方同时还认为，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就业条件以及流动障碍也构成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因为城市中无法建立自己的劳动力蓄水池，当出现大量用工需要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一时无法满足用工企业的需求。
还有学者注意到，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这可能是造成今年春天全国多个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另一重要原因。
据媒体报道，在今年春节期间，江西省的许多农户都注意到了2003年9月以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并表示在2004年要把已经转包出去的农地拿回来自己种粮或者要把原来的单季稻改种成双季稻。相应地，这些农户中原来在城市就职于低薪岗位的年轻人也会有相当一批回家务农。
“民工荒”的价值
在供求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劳动环境”的问题立马就表现了出来。有了更多选择的农民工抛弃了那些强度大、工资低的企业，这类企业在“民工荒”中为此前的作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焦必方认为，福建、广东、浙江都是民营经济起步比较早的省份，这么多年过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可是民工的薪酬水平没能得到同步的推进，这与民工希望工资不断上涨的预期相违背。
“而且近两年来，上海等地区都在积极推行一些保障民工利益的措施，比如民工保险、民工子女小学，整体就业环境得到改善。由于没有国家统一政策，必然出现地区差异，导致民工群体向更有吸引力的就业地区流动。”
焦必方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民营经济中，劳资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和协调的渠道，在外力因素作用下，突然爆发的“民工荒”也就不难理解。
目前对于“民工荒”的各种解释，基本上还停留在感性和经验阶段。记者遍访各部门，没有发现对“民工荒”有系统深入研究的相关人士，“民工荒”的成因和影响也还没有清晰地揭示出来。
确实，对于有数以亿计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出现并非技术工人而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太让人意外，这背后，一定是社会和市场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变数和问题。
从现在来看，这一国情现象的重大变化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价值，20多年来，它极为罕见地让老板们为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工而展开了争夺战，它让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敏锐地感受市场变得如此紧迫，它让忍辱负重的农民工们的权益得以凸显，它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