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曾经的改革者说：希望大家给为社会进步出力的政治家一点时间，让他们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好
中国的经济改革发端于农村，并且和政治改革相伴而行。
由于身处基层，许多改革者对大众的疾苦和渴望改革的呼声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冒着在官场做异类的风险，在仅有的权力范围内向固有的规则挑战。
他们不仅是既定政策的执行者，也是改革之路的探索者，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而有人从中获利。
我们在为今天的改革者鼓与呼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了昨天那些先行的改革者，他们曾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今天的命运如何？
李昌平：改革有失去动力的危险
“中国农民的贫困是权利的贫困，中国农民的困境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困境。”作为“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这样说，“中国农民的出路在于争取平等的国民待遇，组织化便是其实现方式。”
1999年月12月，李昌平出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2000年可以说是李昌平命运的转折点，3月他给当时的总理朱基写了一封《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而被媒体关注，那句经典名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更是广为流传。
2000年6月，监利县开始施行减轻农民负担的多项改革。而就在3个月后，李昌平为了“监利的稳定”不得不辞职南下打工，之后他又北上，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编辑。
谈起这段经历，李昌平说：“2000年的农村改革成本要比今天小得多，阻力也要小很多，湖北的俞书记现在也在监利搞改革，几乎难以开展下去，原因就在于成本增高了许多，反对改革的力量也增强了。这是非常遗憾的。”
现在的李昌平不仅淡出了“官场”而且离开了《中国改革》杂志社，但是李昌平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和农民连在一起”。目前李昌平正在香港乐施会担任西南项目官员，经常下到一线去援助农民。
他总结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助人自助，摆脱贫困。我打算把‘先解放所有农民，最后解放我自己’作为我未来的目标。”
回顾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李昌平说：“感想很多啊，一方面改革者的风险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改革和改革者的认识越来越不一致，什么是改革，什么是进步的改革，怎么样进行改革，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现在已经很难了，最大的感想是改革有失去动力的危险。”
马银录：从不后悔
与李昌平痛快淋漓地向总理倾诉不同，马银录选择了“向农民道歉”。
2000年11月，陕西白水县西固镇器休村发生了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翌年4月9日，时任白水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马银录带领工作组到器休村调查此事，当他了解情况后，采取了向农民道歉的惊人举动。
2002年12月县委换届，马银录被免去原有职务，原因是省纪委要调他去省里工作，可是一等就是5个月。
2003年5月，陕西省纪委通知马银录去党风廉政室工作，从此马银录在那当起了“临时工”，没有明确的职务，领导安排什么就干什么。而对此，马银录却很看得开：“咱们不能找领导去，不能要求还当领导，现在是哪里都不缺人，更不缺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回忆当年的风波，马银录表示从不后悔。“我们去调查，是去解决问题的，经过了解之后觉得不能怪农民，表面问题是农民违法、违纪了，根本问题还是干部作风造成的。所以如果单方面处理农民是不公正的，咱们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压服的手段把农民压下去。所以我选择了向农民道歉。”
“有人说我为农民说了话，为农民立了功，我说不是那样，我只是做到了实事求是。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也许扭转不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或者不正常的现象，但起码可以尽自己的努力，能呼吁多少就呼吁多少。”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48岁，正是从政者的黄金年龄，而被迫闲下来的马银录却闲不住，除了看书读报，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马银录目前正准备写些东西，“我不愿意让自己闲着，一旦闲下来不走正道就走歪道，人总是要走道的嘛！”
魏胜多：走得太远是危险的
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并不是首例尝试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的地方，但魏胜多却是第一个因此被“双规”的镇党委书记。
魏胜多生长在一个“最基层”的环境中，对于老百姓从骨子里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在采访中，魏胜多多次提出“只想为老百姓干点事”。
2001年3月16日，魏胜多调到坪坝任镇党委书记，他认识到改革不是一两个人，甚至不是一个集体能做到的事，而是需要一种体制创新才能完成。
因此在2003年8月，魏胜多大胆地在坪坝镇进行直选改革。虽然这是一场被全体党代表与人民代表认可和支持的改革，但魏胜多却被上级撤销坪坝镇党委书记、镇党委委员职务，并同时要求免去其县人大代表的处分。
据魏胜多介绍，当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党委书记实行三票制选举(党代表第一票，群众第二票，党员第三票)，镇长实行全民直选，建立党代表和人民代表的常任制，依法对党委、人大、政府重新进行职能划分，同时做到党委、人大、政府主要事务程序化。
“改革总共计划历时12天，就差最后一天就完成了。要说遗憾，就是改革没有最后完成，就差最后一点点。”魏胜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魏胜多预料到了风险，他说：“我理解在中国的官场里，如果走得太远是危险的，所以即使成功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失败了就更不用说了。”
离开坪坝以后，魏胜多被安排在城口县扶贫办综合科，虽然扶贫办的人手紧张，可是魏胜多的工作还是很轻松的。他说：“如果要我天天在扶贫办看报喝茶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我还是想回坪坝，不做领导，就是想为群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以前是书记有权，能办大事，现在当一般同志可以做小事，或者两天办一件事也行。”
宋亚平：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
认识宋亚平的人都说，对于农村问题，他比专家更专业，在年初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对与会的来自北京的“三农”专家，宋亚平侃侃而谈，有在场者得出结论，专家要是有宋亚平的水平，就不会出那么多馊主意了。
1988年，宋亚平辞去了在湖北省委政研室的工作，兜里只揣了280元南下打工。在南方，宋亚平可以说是尝尽了酸甜苦辣，由于和社会最底层广泛接触，他对生活有了更多的体会和认识，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在咸安实行的诸项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99年宋亚平出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该区是湖北省38个贫困区县之一，财政赤字当时已达3000多万元，经过深入调研后，宋亚平认为“咸安经济发展不够，只是一个客观现象，其‘病根’在于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开放不够，以及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够”。
从1999年开始，宋亚平在咸安发起了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先后推出了：实行“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乡镇领导干部实行“海选”，差额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委员，“四套班子”交叉兼职、乡镇党政机构改革、选派干部南下打工等14项措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
“改革，就是要革自己的命”，这是他的口头禅。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社会稳定和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改革发展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因此宋亚平离职后也认为在咸安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
2004年1月，宋亚平调任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厅级)，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湖北省委今年把乡镇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作为省委一项大的改革措施，设立了5个工作组到下面搞试点，从4月开始宋亚平带着其中一个工作组去监利县进行调研工作，而监利则是另一个改革者李昌平的故乡。
董阳：如果有机会我还这样干
自从董阳离开湖北后，外界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他这些年在做什么，身处怎样的环境呢？对于《瞭望东方周刊》的提问，董阳显得很谨慎，用词也很严谨。
“其实我从来没离职，镇党委书记和区科技局局长属于平调。我在河口做的不叫改革，我是按照中央要求去做的。”
1996年9月，董阳调到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担任党委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大水淹没的重灾区，仅政府人员欠下各种吃喝招待费就达12万多元。要解决贫困以及发展问题，董阳认为必须是政府带头，削减开支。
怎么办？定岗定责，精简吃“皇粮”的人。董阳实施了从政府开始，延伸到各个部门、各个村、各个企业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大手术。
董阳改革导致了18名镇政府机关干部联名向上级区委报告，要求将董阳调离；抑或是董阳的这一刀太准，10个行政村的村支书和其他基层企业干部也联名上书区委，坚决要求将他留住。
董阳还是走了，带着他未完成的理想，被调到区科技局任局长，但其实只有两人办公，身处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环境，董阳决定离开湖北。
对于自己的“下场”，董阳认为很正常，他把像他这样的改革者称作是“拎不清”的人。“我在河口的时间短了一些，我在那做了8个月，全面整治了堤防，使所有村镇企业恢复了生机，就连所欠镇政府干部的工资也还了。如果再有一年的时间，局面会有改变。如果有机会的话──”董阳停顿了一下，然后坚定地说：“我还是这样干。”
1998年底，受现在的苏州创元集团董事长邀请，董阳调到江苏长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这是一家已经停产2年，欠债3个多亿，拥有3700多名下岗职工的公司。
刚来的时候，董阳坚持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天天被人围着追债，如今快6年了，董阳还是在尽职地承担着他的任务：保品牌，保平安。
董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朋友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始终在为理想而奋斗，但是理想和现实毕竟有距离。改革确实需要条件，我不会为个人的命运忿忿不平。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同样是在为人民服务，也很有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做好。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和平的环境嘛。希望大家给为社会进步出力的政治家一点时间，让他们一步一步把事情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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