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晓忠
6月28日，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上，参加仪式的嘉宾们喜气洋洋。随着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盖头”被拉起，人们看到了这个公司可以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拓展包括企业年金、其他保险公司、保险业以外机构客户的批发资产管理业务，甚至可以直接创立或收购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零售资产管理市场。在仪式上，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更是透露出一条让嘉宾们欣喜的消息：保险基金直接入市将指日可待。
据接近保监会的人士透露，人寿资产管理公司能够破茧而出，保监会与证监会的充分协调功不可没。
同一天，在另一个地点，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联合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明确了三者职责的分工：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管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管；保监会则统一监管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同时，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会议成员由三方机构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映和效果评估以及其他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任何一方认为有必要讨论应对紧急情况时，都可以随时提出召开会议。
联席会议的和盘而出让银、保、证三方的监管沟通得以加强。随后，6月30日，保监会在其网站公布了“保监会调整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次级债券、银行次级债务和企业债的比例”，这是继《备忘录》出台之后，银监会与保监会协调机制的产物。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教授认为“主要是监管机构间加强沟通协调的结果”。
联席会议：监管层面的沟通互联？
在三家机构组成的联席会议中，作为“一行三会”中具有全局性功能的央行似乎“置身于事外”，充当着客串型的角色。但央行一直没有放弃其监管的职能。按照去年央行的三定方案，央行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局的职责之一就是研究、协调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测；最近在因德隆事件成立的调查组中，金融稳定局承担了重任，已突显出其职能特征；外汇管理局归口央行也加强了金融系统的整合监管力度；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等条款表明，央行在法律和职能上都对整个金融宏观层面具有全局优势。
虽然《备忘录》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对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的阐释中，确定了三大机构在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会议时，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他部委参加，但央行毕竟不在联席会议的“正席”中。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央行的缺位，使得联席会议机制显得有些单薄，三大部委间没有硬约束，更多地是基于行业利益协调软约束，利益均衡的协调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三大机构相互博弈的结果。”
而证监会的一位内部人士认为：“联席会议仅是金融体系内各行业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条件范围内的行业监管的一种沟通与协调，可以说是信息互通平台。联席会议是基于行业基础监管层面的方案。”接近央行的一位人士也表示认同：“联席会议如同交叉学术边缘的新学科，在混业经营如何开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方案出台之前，任何部门在没有国务院充分授权之前，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都只是基于具体管理业务层面上的一种探索和交流。”
所以业界认为，联席会议的级层并不高，而且也没有在法律上确定在三大监管部门的权利义务关系，涉入混业监管的各自权限、交叉领域监管如何协调也没有明确，只是采用一种“会签”的方式增加部门间的沟通，三大部委在具体监管业务上的磨损和分头行权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
金融稳定协调委员会：担负金融监管重任？
有关消息透露，为形成监管合力，由央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参加的更大范围的联席会议业已胎动，而更高层次的基于国务院指导的金融协调机制——金融稳定协调委员会据说也在研究酝酿之中。
“整个金融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金融创新产品的开发和金融资源的整合，虽然提高了金融服务质量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但也更容易触发金融体系内的跨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而对现有监管体系和金融秩序的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央行、财政部等部门和银、证、保三大行业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一直在进行之中，而在国务院层次上对金融业秩序调整和制度性分工协调的研究也没停止过。”接近央行的人士对坊间流传的这一消息表示认同。
他解释说，“至于建立什么样的金融协调机制，由谁牵头，如何设置各部门的参与权限，目前还未形成成熟的可行方案，而最终的名称是金融协调委员会还是金融安全监测指导委员会，或者是其它的什么名字，都是次要的，目前最关键的是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机制的信息系统，没有一个统一的信息传递平台，金融风险的预警、识别机制和各部委的利益平衡机制将难以有效进行，连接银行间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金融创新业务也就很难在规范中展开。”
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位教授对“金融稳定协调委员会”的出处进行了分析：“金融监督管理协调部门不大可能在央行金融稳定局的基础上形成，级别是一个绕不过的坎，金融稳定局在今后的混业经营中最有可能的定位是金融稳定方案的设计者、金融风险监测和研究机构及方案的执行机构，不会授予其最终的决策权，金融资源的调度、协调中心需要国务院在央行主导下设立，人员配置需要分管金融业的副总理一级出面组成，以防止出现行业部门利益间的扯皮现象。”
制度安排：时不我待
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作为在新的金融市场环境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将对金融市场的绩效起重要作用。耶鲁大学的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教授认为：如果制度不能适当地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经济机会，经济中就会出现行为扭曲。在中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下，由于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在整个金融业中对资源配置发挥正常作用，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必不可免地被扭曲，伴随着混业经营的加速，跨市场金融创新产品的开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协调发展基础受到很大冲击，在各监管部门的利益平衡机制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定理形成机制和定性甄别机制的考量指标下，其监管成本和各部门的协调成本并不会因为出现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而大大降低，制度培育的基础和前提是市场培育，以混业经营开发的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工具并非简单的避险功能，更重要的是资源集成和优化功能，国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市场准入制度的放宽、关键要素资源的社会化分工等，规范混业经营下的金融创新秩序是一项拔起萝卜带起泥的系统性工程。
而业内的一位专家更是风趣地比喻：“就算从现在开始天天不睡觉地修改监管法律与法规，也未必能尽善尽美。”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剑平说：“离2006年开放金融业的时间只剩下两年多，如果分业监管模式不及时转变，那么中国金融企业与外交抗衡时，会处于不公平的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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