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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街，国际企业大厦。 当《亚洲资本》杂志社记者与摄影师一行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见到一向守时的王梓木。秘书把我们让进一间特别干净、装潢现代、很有空间感的会客室里，并微笑着向我们解释说：“王董事长临时有个紧急会议，麻烦你们等一下。”
是什么样的会议如此紧急？我们一边浏览着会客室里橱窗内陈列的各种物件，一边在心理盘算想象着王梓木开会时的情景。约莫在4点左右，显得有点瘦削但看起来相当健壮和体态灵活的王梓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他一边表示着歉意，一边把我们让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文件和还未来得及看完的书籍，墙上装着唯一的一幅挂画，是梵高的《向日葵》的复制品。
在与王梓木后来的对话中，他向我们提到了这次紧急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华泰公司组织结构变革中的有关人事安排。公司决定，将人力资源部的总监派到某分公司做“一把手”。对此，有些人表示不解：负责人力资源的人被安排去分公司做“一把手”能行吗？就连这个总监本人也有顾虑。但王梓木偏偏不这样想。他对大家，包括那个人力资源总监说，要做一个称职的人力资源总监，必须有过保险业务的经历。在华泰不做业务就永远不符合华泰的发展需要，任何人都要学会去创新、去挑战自我，去寻求突破，更何况还有总公司的支持与帮助。
事实上，王梓木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努力创新，挑战自我，去寻求新的突破。
说了别人不愿或不能说的话，做了别人不愿或不能做的事，而且通常是正确的。他正在用这样的勇气和智慧成就着华泰的事业，也在成就着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光荣与梦想
对于王梓木来说，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是带有别样的温情，从公司出生到成长，所走的每一个脚印都深深地牵动着王梓木的心。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1996年，当时已经是原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的王梓木毅然辞官下海，组建创立了由63家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出资入股的华泰财产保险公司，并任公司董事长至今。除了华泰作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让人们感到新奇之外，王梓木本人的决断也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以致于有朋友当着他的面挖苦说：“你这人怎么啦？仕途走得好好的，去下海！”言外之意，你王梓木是不是在做蠢事？王梓木却认为企业对他来说是一个自由的天地，而官场上往往出现人格政治化、行政化，弄不好就会出现“扭曲现象”。不管怎样，王梓木最终说了别人不愿或不能说的话，做了别人不愿或不能做得事情，并且事实证明他不仅可以把官做得很好，而且也可以胜任一个大型公司的开创者与领导者的角色。1996年1月22日开始筹建、8月29日正式开业的华泰，业务规模以较快速度增长，1996-2003年累计实现保险收入35.94亿元，净利润7.76亿元。在这个期间，累计实现投资收益12.17亿元，年平均投资收益率10.31%，在国内保险界和证券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华泰在公司发展的第一年就实现了股东分红。粗略算来，从1996年到2003年，华泰7，保持着年均8%以上的资本回报率，分红率也在6%左右。这样好的收益水平在中国保险公司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华泰取得这样的业绩，一向谦逊的王梓木笑着对《亚洲资本》的记者说：“华泰的股东对此还比较满意”。
事实上，王梓木在谦逊的背后潜伏着远大的谋略。自从1999年王梓木率华泰以拥有自主产权的形式进驻金融街国际企业大厦的时候，华泰梦想成为国际化企业的目标已经不言自表了。2002年的5月28日华泰的动作似乎来得更加直接和透彻。这一天，王梓木向公众宣布：世界著名金融保险集团ACE集团旗下三家保险公司通过股权受让形式获得华泰22.13%的股权。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公司首次并且以较大比例参股中国财产保险企业，一时间在业界引起巨大的轰动。王梓木又让人大出所料了！
请允许我们再一次重复上面的一句话，“说了别人不愿或不能说的话，做了别人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而且通常是正确的。在与《亚洲资本》记者的对话中，王梓木的确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强烈的感受。1996年，华泰刚刚成长的第一个年头，就结合国家住房改革推出银行住房信贷房屋保险，在市场上产生巨大影响，并一度占有北京市场50%左右的份额。2001年，华泰在财险公司推出全国第一个财产险投资型产品“华泰居安理财”险，不到5个月该产品销售总额就达到4亿多元。可当同行们纷纷都来抢这块“蛋糕”的时候，王梓木所领导的华泰却暂时停止销售这种产品。不久，随着银行利息的调整，这种产品的风险已经变得相当大，当别人刚刚醒过味道的时候，王梓木却及时停下、思考与总结。
“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领导的公司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了，以及在这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王梓木对记者说，“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官员转型成为一个企业家，除了把握好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最主要的是比较理性地进行企业行为的价值判断，并一步步接近目标。”
有没有想过华泰发展这么快？对于这样的话题，王梓木的回答却很直接：华泰当初设计的业绩增长目标比这还要快。华泰初期发展（速度）比较快，但后来遇到了一些问题，即保费增长很快，承保利润是负数。王梓木对记者解释说，保险业算帐是看综合比率，即收到的保费，去掉赔付、税收和费用后，还有没有盈利？如果赔付率加费用率比较高，超过了100%，公司就会亏损。华泰在成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就处于这样的状态。那么华泰公司的收益从哪里来的呢？靠投资收益，华泰的原始资本金有13亿多，加上积累的保费现金流，每年平均保持10%以上的投资回报率，弥补了承保亏损后，仍能够给股东分红。
在王梓木看来，他所领导的华泰已经用3到5年的时间经历了创业阶段，而从2001年开始就进入了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华泰有了一定的规模，到了产生边际利润的时期，这时华泰所追求的就是承保利润。目前，华泰保险的经营业务范围主要是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汽车保险等；国内外分入、分出的再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等等。而其日常经营收入则主要来自两大项业务，即保险业务及投资收益。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国债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市场。王梓木表示，在华泰的成长期，产品肯定要实现战略转型，由传统产品转向市场新型产品。比如车险，大家都盯着同一类产品的时候，同质化竞争严重，必然竞争过度，价格偏低，以致于销售价格到了一个临界点，大家都不赚钱，例如去年汽车保险全行业亏损。在这种情况下，华泰必然寻求新兴空间，华泰从2002年开始降低车险比重，提高非车险的效益险种比重，目前是中国产险公司中非车险比重最高的。即便车险中也挑选最好的业务做，把不盈利的业务淘汰出去。“不做什么，少做什么，多做什么”，这就是王梓木的企业发展战略。他说，华泰目前希望做的，一个是大企业的商业保险，一个是创新业务，包括意外伤害险和各类责任险等。
除此之外，王梓木并没有停止华泰的投资型产品的继续开发和适时投放。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今年华泰在上海推出了一个叫“华泰居安理财”的产品，在12天内卖了8.5亿。“非常火”，王梓木如此形容这种产品的销售情况，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今变化频率提高的市场环境中，任何金融产品都不会是“常青树”，都带有一定的机遇性。谁领先市场半步，抓住了机遇，谁就会获得成功。市场总是偏爱那些有前瞻性和做好准备的人。最近华泰正在谋划着下一个产品的开发：带有浮动性质、和利率挂钩投资型保险的产品。他说：“要满足社会发展需要，通过不断创新产品来实现公司的价值，这是华泰永恒的追求。”
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华泰成为中国保险业最成功的商业故事之一，同时也使王梓木的企业理想之路留下一串串扎实的脚印。
但王梓木并不知足！现在，他又向组建保险集团的目标迈进。“打算建立华泰保险集团，我们已经以财险公司的名义申报了华泰人寿、华泰资产管理两家公司，在不远的时期内都将获得批准（6月3日获悉华泰人寿已被批准筹建）。今年批准建立起来两家公司，明年把财险公司剥离出去，上面成立一个控股公司。这样，华泰本身就具有集团的构架了。”
要上市吗？是的，华泰从2001年就开始考虑并启动了筹备工作，A股上市辅导已经完成。王梓木说：“目前华泰的资本金相对过剩”，言外之意是华泰不缺钱何必着急呢？“资本金要与企业发展规模相适应，过多过少都不合适。上市不是目的，如果私募比公募好，何必还要花很大的成本去公募呢？”王梓木进一步说了同行们不愿或不能说的话。不管怎样，华泰最终还是要上市的，只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罢了。华泰对上市不像有些公司那样急迫。
华泰虽然资本金很大，但并没有一下子建立很多分支机构，保持着稳步发展的态势。用王梓木的话说，分公司的拓展，一定要与总公司的管理能力相匹配，否则管理失控，会酿成灾难性损失。华泰从1997年开始，在全国重点城市陆续组建分公司，1998年底则获准设立南京、上海分公司，1999年底获保监会批准筹建天津、深圳、青岛三家分公司，目前已在全国26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和中心支公司，形成了全国性的经营布局。王梓木给华泰的成长期业绩目标是年增长超过20%。人们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王梓木历经八年奋斗终于带领着华泰在强手如林的保险业中占取了一席之地。那么，这个只有八年发展历史的华泰又给以及又将给中国的保险业带来什么呢？提起华泰保险公司，业界都认为它是一个健康、稳健发展的公司。在市场变化多端，许多保险主体盲目扩张，不计效益的情况下，华泰保险公司代表一种理性经营的方向和势力。
或许，正如王梓木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华泰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公司内部改组，健全管理体制，全力拓展公司业务空间，向未来金融集团的目标挺进”。公司和个人的路途可能艰难，但华泰这只航船已经出港，扬帆远航。
“你能看到此信，便是华泰之幸事，我将为之感到欣慰。因为华泰毕竟存续了50多年......”看了不免让人动容
“一个好的企业家，不仅要有一种远大的理想、抱负和愿景，而且要有一种理性的把握与判断力，要有一种始终学习、变革、创新的能力，并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王梓木的一席话无疑为他的企业家角色做着最好的注脚。
企业家追求什么呢？王梓木认为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王梓木在公司内部经常讲到，“华泰不仅是股东的，也是全体员工的，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谈到关于企业的价值，王梓木认为，“它相当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理论’。哪三个等边呢？客户利益、股东利益与员工利益，三者缺一不可，而且一定要协调发展与体现。三个边同时延长，中间的面积最大，企业价值也就最大，牺牲了哪一条边，变成了等腰三角型或不规则三角型，企业值最大化就受到影响。”在谈到第四方利益即社会利益的时候，王梓木谈到，“企业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就最大程度地创造了社会价值。”
至今华泰已走过八年历程，三到五年走过了创业阶段，以后进入成长阶段。在创业阶段，每年实现超过20%的增长，股东是比较满意的，员工也相应地获得了职业发展空间和收益空间。令王梓木非常坦然的是，作为一家保险企业，华泰积累了一批优质客户，培养了一支不断成熟的团队，华泰在风险管控方面最大限度地提足了各类风险储备金，“我们积累了许多，没有留下隐患，没有把风险留给未来”。对于金融业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正如王梓木所说：“真正做大做强的企业责任意识首先要强，不能靠寅吃卯粮而让企业轰轰烈烈一时。保险企业不仅要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负责，更要对被保险人和社会的长远利益负责。做‘百年老店’，对保险企业来说是对社会和客户的庄严承诺。”
除了企业责任要强外，王梓木关于保险企业做强的理解还有两点：偿付能力要强和获利能力要强。同时，王梓木认为企业做大不能等同于简单地增加保费规模，“作为金融业，利用财务杠杆或价格手段，迅速增加业务量和资产规模并不是难事，但我们理解的做大不是低水平粗放式的增长，而是包括五个方面的做大：一是保险行业功能要扩大和完善；二是将保险业经营的产品种类和服务领域做大，加大覆盖面；三是通过专业化经营做大；四是要靠创新做大；五是通过体制变革和整合内部资源做大。”
华泰今后的目标就是要做大做强，从而更好实现企业的三个等边价值，以及实现对社会和客户的庄严承诺。如何做大做强？王梓木坚定地说：“只有依靠创新！”一是产品的创新，财产保险的发展不能只盯住车险这“华山一条路”，靠降价、高佣金拼抢市场。其实，财产保险的天地十分广阔，随着社会和居民财富的增加，财产类的保险需求会越来越多样化。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还有各类责任险和信用险的需求。“在产品开发上下功夫，把握市场脉搏，不断推出创新型、组合型和衍生型产品以满足和引导社会需求，财产保险的路才会越走越宽”。二是销售渠道的创新，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的特点，探索高效率并有利于控制企业成本和经营风险的销售模式，明确行业角色定位，内外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管理，实现这一创新。三是公司管理的创新，包括组织结构的创新、管理流程的创新和管理功能的创新等几个方面。
“当前，保险业和保险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要有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抓住机遇，努力创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把公司业务做精做好，把保险业做大做强。” 王梓木明显地再一次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的位置上。
还是在2000年1月的时候，王梓木去香港参加先施公司的百年庆典，才知道在香港只此一家商业企业过了百年生日。深有感触的王梓木，回来之后，就给华泰50年后的董事长写了封信，并放在50年后才能打开的公司封存箱里，信中的第一句就是：“你能看到此信，便是华泰之幸事，我将为之感到欣慰。因为华泰毕竟存续了50多年......”看了不免让人动容。
推崇“需要打破一切常规”的哲学，并在这种哲学的影响下，他开始编织着一个个有关变化人生的传奇故事，追求创新与下一个挑战成了他人生奋斗中不变的法则；也正因为如此，他成功地使自己的个人事业在每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上都显得美丽，是一种破浪而出的美......
好的，让我们再次听听王梓木说的这句铿锵有力的话——“我已上路，不再回头！”——这句话并非王梓木随口而说的。这八个字正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八年奋斗的真实心境。
早从8年前决定辞官下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王梓木不再回头的事实。1994年王梓木刚刚41岁，就坐到了原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的位置上，1995年综合司的另两位司长分别被派到昆明和青岛任市长，并且早已升任部长。如果王还继续留在官场，也可能走这条路，但他却做了一件别人不愿或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下海。当时，王梓木已经主持司里的工作，并经常与委里的领导一起去国务院汇报工作，向上走的机会很多。于是，有很多的人对他的决定表示不理解。对此，王梓木经常淡然一笑地说：“我吃了多年的中餐，想换换口味，想吃西餐了，老吃一种菜烦不烦呀，我这人就是吃了大菜要吃小菜，吃完米饭吃面条，吃完中餐该吃西餐了。”王梓木说自己当初做的这个决定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如果继续做官的话，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好，并前途广阔。但他的看法是，在中国从政约束性很强，要付出某种代价。但企业就不一样，中国现在最适合张扬个性的事情莫过于做企业，企业对他来说是一个自由的天地——工作和生活可以更自如，从容，更有乐趣。
王梓木是一个善思考和善总结的人，他就下海的时机、年龄和方式悟出三个理论。一个是“跳水理论”。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王梓木早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跳水。他说：“跳水一定要选择五米跳台。三米太低，没什么意思；十米太高，很危险；五米最好。我选择在司长这一级，感觉正好站在五米跳台上，这个时候再不下海，就永远也别下去了。为什么？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难以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动静太大，有失常理，别人会认为你真的疯了。” 二是“抵押理论”。他之所以敢下决心做，放弃了很多，至少是用后来的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的，没有理由不干好。这样会使股东放心。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59岁现象”，按王梓木的说法是，因为年龄太大，抵押物不足。就像到银行贷款，是有抵押人家放心，还是没有抵押人家放心？当然是前者，下海不能等到老来时。第三个理论是“造船理论”，即下海之前不仅要看准时机、选好落点，还得造只好船。“中国商海里风浪依然大，波涛汹涌，这只船得撑得下去，走得出来。要是船太小很容易就会被风浪吞没，你刚跳下去就回头要救生圈，挺没意思。所以，要造船下海，船的规模要尽量的大。”在他当时看来，保险业是朝阳产业，保险公司是一条很好的船。
多年以后，当记者跟他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王梓木显得很是淡然。他说，虽然保险业是个朝阳行业，但保险业并不天然保险。只有先把企业运行的方案设计得很好，人家股东才愿意掏钱给你。当时几乎是王梓木一个人挨家挨家地去谈的，开座谈会，介绍可行性方案，又是向人民银行申请保险公司的执照，一番辛苦下来，华泰终于呱呱坠地。自信的王梓木在人们的猜测与关注中走上了华泰董事长的这个位置。
“首先，需要打破一切常规”，一本畅销书的名字或许更能说明王梓木敢作敢为的行事风格，而这种风格事实上可以贯穿他的人生轨迹。
16岁初中毕业那年，王梓木到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下乡，一边从事着体力劳动，一边开始接触马列著作。那时候的王梓木几乎什么农活都做，犁地、铲地、耕地、割麦子、插秧、种菜、喂猪、护林、打井、盖房子等等，同时也对政治充满了兴趣。期间，需要派人到山里养蜂，由于养蜂辛苦孤单，山里又经常有野兽出没，所以没有人敢报名去。王梓木却在别人不愿或不能做的时候，选择了做。也正是这个决定，让他能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接触《社会发展史》、《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大部头”，并足足做了几大本子的笔记，使他奠定了深深的历史功底。20岁那年，他幸运地被安排到干校做理论教员，给干部学员讲马列著作，讲《哥达纲领批判》。22岁那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3年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做老师。出于对知识的渴望，1981年他考取了中央党校的第一届研究生。毕业之后，正当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他适合继续做老师的时候，他再一次做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不留校。1985年初，王梓木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接触了国家高层管理，参与起草重要文件，并有机会直接向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汇报方案，其中包括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使得王梓木对国家改革的大局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到这一步，应该说王梓木可以消停一下了。可是他又一次说不。1989年过后，他觉得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他希望直接去接触，于是1992年他主动要求调到了国家经贸办。那时候的经贸办主任是朱钅容 基，第一副主任是李岚清。在经贸办期间，王梓木工作相当认真，出国考察、下去调研，以及参加国家一些经济政策的制定，并把平生所学的经济学理论也派上了大用场。结果，最大的收益就是参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报告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部分的调研和起草工作，明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为他下海选择企业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教书、从政、经商，组建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一步跨入现代企业制度，我的观念是新人类式的。”从王梓木的人生轨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观念是“新人类式”的，促使他能够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做得相当漂亮。也是因为如此——我们丝毫不怀疑王梓木的人生是成功的。
什么是成功？“成功是一种实现既定目标的快乐的过程，没有实现目标的人，谈不上成功，而实现目标的过程不是快乐而是痛苦的，也谈不上成功，成功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王梓木对成功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和理解。
回首过去的变化人生，你觉得累吗？王梓木淡然一笑地对我们说：没觉得很累，因为我找到了一种快乐，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快乐，而且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包括健康的体魄和充实的生活态度。
“也许企业是我最后的归属！”喜欢自由和挑战的王梓木又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可以让自己纵横驰骋的广阔舞台。
在那些一个个成功光环的背后，事实上隐藏着如何一番的孤独况味！当你身上承载着更大的权力和与之匹配的责任时，你或许才真正领略到在决策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番孤独
但您会觉得孤独吗？或者说常常会出现一种孤独感吗？当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抛给王梓木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地知道坐在我们面前的并非是一个哲学家，但我们相信他能回答这样的“形而上的问题”。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把这个问题又“踢回”给了我们：为什么这样问呢？呵呵，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头一次遭遇这样的“反采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王梓木又一次做了别人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
按照我们当时的理解是，你王梓木执掌一个这么大的企业，刚创业的时候多半靠几个人的能力打拼，但随着公司规模的壮大，公司已经有60多亿的资产，一个团队的执行力就显得犹为重要。当你自己在迅速地成长，而整个团队却赶不上你的思路和步伐时，你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似乎没有人能与你一同并排地行走在路上。
是这样的吗？王梓木说自己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领导人的确会有一种内心的孤独感，政治家和企业家都一样。企业最高领导人在决策过程中，开始可以找人商量，咨询各方面的意见，但到最后一刻拍板的时候，往往没有人可以商量，因此会有一种孤独感。
但王梓木并非是一个揽权和专断的人。他认为，在企业的创业阶段，企业领导人都处在经验期，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个人的权威。但一旦走过了这个阶段，就需要一种“制度权威”，即把重视人的因素体现在“制度为本”里，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可以约束人、培养人、激励人和淘汰人。王梓木认为一个企业的发展一般经历经验型管理、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三个阶段，而目前华泰已经走过了第一个阶段，正在制度管理阶段。“制度管理到位后，每个员工都了解企业的发展战略，能够自觉自愿地执行公司的各项规则，在各自的工作领域范围内发挥个性化创造，这时候企业就进入企业文化管理阶段，那将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企业文化与企业品牌是什么关系？王梓木接着说，“如果企业文化不能渗透到产品中去，为客户所接受，就不能形成品牌；因为品牌的核心就是一种企业文化，是社会对这种文化的认同。”目前，全球知名的博雅公关公司正在为华泰做品牌发展规划。
在华泰，王梓木一般不会插手本不该他管的事情。他在金融业内较早实行首席执行官体制，他既拿到了董事会的一部分授权，包括董事长的权力，又拿到了总经理手中的高端权力，防止权力交叉的同时，提升了工作效率。王梓木说：“开COO办公会，我不参加，绝不代替决策。只有更高层面的事项，才拿到CEO办公会上决策。谁的责任谁负，谁的权力就给谁，不能乱搀和，权责一定要对称。”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对话》节目中，王梓木请美国通用电气新任总裁伊梅尔达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CEO的主要职责，加上他自己的整理，有三项：一是制定和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二是选择企业领导团队；三是构造并传播企业文化。王梓木说，他就是这样做的，除了这三个职责外，其余的职责全部交给公司管理团队。
中国有句俗语：知夫莫过妻。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在谈到他丈夫王梓木时说：“从我先生的身上看，一个是宽容，一个是自信，宽容和自信结合到同一个男人身上的时候，就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了。”
从学者到官员，再到企业家，一路走来的王梓木“看千帆过尽”，自省，突破，寻求下一个...... 在王梓木看来，一个好的企业家，除了有良好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外，还要有良好的内心生活。王梓木的内心生活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趋于平和：自信与包容。对此，王梓木有着自己的理解：人的内心生活是通过四种力量表现出来的，即控制力、想象力、辨别力和意志力，人在内心深处有这四种力量来支撑自己。就控制力来说，当遇到强烈刺激时先学会控制自己，过度反应往往误了大事；想象力，就是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总是要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相信明天会更好；此外，还要有一种辨别是非标准的能力，要有良知。最后，就是在实现既定的目标时，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只有这四种能力的系统性发挥，自己的内心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才能达到平和。
在华泰引入美国ACE保险集团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时，有人问王梓木，你这样做，不怕丢掉现在的位置吗？王梓木说：“我有能力胜任现在的位置，没有能力的时候就离开这个位置。有本事的人，不是排除异己，而是珍视差异，从倾听中吸收，从对方那里寻找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两种意见平行时，可以寻找第三种解决方案，这样的决策往往具有可行性，并且会减少内心决策的孤独感。” 王梓木一向是快人快语。
但，他说的的确是大实话。
运动中思索，运动中感悟，运动中总结，这就是他展现给我们的另一面。但这并非意味着他的这一面是与那个集思考者、企业家与实践家于一体的“系统化了的他”脱离开来的；恰恰相反，也正是作为运动者的一面让这个带有争议与传奇色彩的他更显得丰满和具有吸引力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谈到王梓木的另一个角色——体育运动爱好者。尽管是业余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王梓木的关注，因为这种关注再进一步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他为何与众不同。
对于王梓木来说，运动总是令他难以割舍的。即使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也能够为自己挤出时间，要么去健身房，要么去游泳或打网球，周末去滑雪、打高尔夫或爬山。要理解这一点似乎并不难，因为喜欢运动就是他的天性。“我从小就喜欢！”王梓木说，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经常地横渡松花江，每天早晨练长跑，短衣短裤地跑过哈尔滨的“三九”天。在念大学本科的时候，他除了喜欢游泳外，还喜欢“跳水”，跳台由三米升至五米，甚至十米。后来，随着他踏入政界，继而转入商界，他的运动项目开始变化，要么在京郊纵马驰骋，要么在高尔夫绿茵场上优雅地挥杆，要么在某个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确，很少有企业家像他这样热衷运动，并对运动始终保持着不变的情结。
王梓木笑着对《亚洲资本》的记者说：“运动对企业家的好处就是增强活力与体魄。我喜欢带有一定刺激的运动，比如滑雪和骑马，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刺激的。”
刺激的潜台词就是冒险，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冒险精神的。他说：“没有刺激，就没有创新。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要有追求，不断地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发展的余地。”
有人说，王梓木正是从滑雪、骑马、潜水等运动中获得了一种敢于冒险和挑战自我的精神，并对华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对此，王梓木并不否认。但他同时也很直截了当地说，运动并不等同于做企业。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王梓木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2002年在亚布力滑雪时，王梓木在缓坡上练习了几个回合，就上了中级滑道，结果回转不过来就冲下山来，摔坏了腿。通过这次事故，善于思考和总结的王梓木悟出了几个道理：一是要有一种控制力的尝试，作为企业必须得学会刹车、拐弯，才能加速，否则风险太大。他进而说：“运动出了差错是损害你个人的身体，但华泰不是我个人的，是股东的，还有广大投保人的利益，我不能拿别人的钱去冒险，我是自己身体的所有者，能够独立承担责任，但我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只是经营者，不能对其承担全部责任，所以不能拿企业去冒险。”王梓木运动中注重请教练，由此悟出的另一个道理是专业化，“专业化就是规范化，教练会告诉你一些规范的、标准的动作，让你更快地掌握专业化技能，这样你的进步最快，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接近你的目标，实现你的目标，”王梓木接着总结说，“企业的发展也要走规范化、专业化道路。成熟的东西拿来所用，有了桥，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其实有好多事情人家比你强为什么不向人家学呢？”请美国ACE保险集团入股华泰，或许就是王梓木一个诚心向人家学习的典型例子吧。
王梓木还擅长打高尔夫球，这也让他受益非浅。王梓木说，打高尔夫直线是最近的，但有时前面会遇到水塘和沙坑，打直线难免会出现一些危险。这时要在把高尔夫球打到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打到一个适合发挥技巧的地方时，再去打下一杆。直攻果岭固然刺激，但有时欲速则不达。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在实施企业发展战略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山要一座一座地攀，目标是一步一步接近的”，运动中思索，运动中感悟，运动中总结，这就是王梓木展现给我们的另一面。但这并非意味着王梓木的这一面是与那个集思考者与实践家于一体的“系统化了的王梓木”脱离开来的；事实是恰恰相反，也正是作为运动者的一面让这个引起关注的王梓木更显得丰满和具有吸引力。
写到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说说王梓木的“缺点”，毕竟人无完人，毕竟我们在写的是一个真实的王梓木。他坦言自己从小学到大学都长期地背着“骄傲”的缺点。工作后性格又过于耿直，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意中伤人。也曾经检讨并试图改正自身的这一毛病却终不成功。从政时期，难于三思而后行，缺少城府。做企业家后，对决策执行的细节关注不够，也曾犯过用错人的错误，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企业制度的完善，他变得更加成熟起来。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吧。
这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也一再地这样说：“我已在路上，不再回头！”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坚毅、硬朗，并丝毫不显得做作。我们想，如果50年后的华泰董事长能够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是一副怎样的表情？动容？感慨？还是对前行者的崇敬？或许，这三者都兼而有之吧。
最后，还是让我们看看王梓木和他所领导的华泰在1999年12月30日为献给未来的华泰人专门所做的《封存铭文》中荡气回肠的词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