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国商业国际化的贡献不是直接的，而是体现在他数以十万计的学员身上 18岁，他第一次坐火车，但是一下就坐到了北京；33岁，他第一次坐飞机，从此每年要在天上飞100多天；34岁，他第一次出国，但从此在国外生活和考察的时间就占据了一半。 俞敏洪——这个名字在哈佛和耶鲁的号召力几乎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校长。由他创办的北京新东方学校主宰着北京、乃至全国的出国培训市场，经新东方培训过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是其弟子。10多年来，从新东方而出国留学，而后又汇入“海归”大潮回国创业的人数更是不可胜计。 他精通英语，尤其擅长词汇，其所著的GRE词汇丛书，被新东方的学生称为“红宝书”。他的学员中屡屡有人在托福和GRE考试中拿到满分，以至于他自己被尊称为“留学教父”。 而在11年前，这一切对于“觉得自己不是个做大事的人，也不喜欢做大事”的俞敏洪，都是无法想象的。他身材瘦削，平时穿T恤和运动鞋，身上有浓浓的书生气。他不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这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孩子从1978到1980年高考考了三年。他一心想考入江苏省地属师范学院的大专，常熟市则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意外地考上北大西语系之后，他因为自己的外地口音而经常沉默。毕业后，同学们纷纷出国，他却被大使馆数次拒签。 1992年，又一次出国受阻的北大教师俞敏洪辞了职，开始在社会上的培训学校里打工。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民办语言学校惟利是图，萌发了自立门户的念头。1993年，在漏风的违章建筑里，新东方开始了充满艰难的发展历程。那个冬天，俞敏洪自己拎着浆糊桶在零下十几度的冬夜去贴广告，广告还没贴上去，浆糊就冻成冰了。 曲折的经历使他总结了成功所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忍受孤独、忍受失败和忍受屈辱的能力。1995年，凭着逐渐积累出的口碑，新东方终于发展起来，开始急速膨胀，在托福、GRE培训之外，先后开辟了出国咨询、口语培训、大学英语培训等业务，并逐渐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公司转变的过程。 现在的新东方仍然是GRE和托福培训的代名词，但他并不留恋这种状态。“我的理想是做世界性的教育，”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对《环球企业家》说，“只有把东西方最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办成最好的教育。” 分布在国内十多个大城市的新东方学校，已累计培训学员近200万人次，其中仅2003年就培训学员45万人次。2004年5月，新东方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开办了学校，进入h海外教育市场。 俞敏洪认为，新东方学校和他对国际化的贡献不是直接的，而是体现在数以十万计的学员身上。“他们今后不论回不回国，都会成为中国商业国际化的‘发酵剂’”。现在，俞敏洪每年要去北美数次——新东方目前积极从事的一项活动是走到中国留学生中间，鼓励他们回国创业。新东方要做“出国发展的桥梁，归国发展的彩虹”。 在新东方培训过的学生把她描述成“中国留学生的最后一所母校”，这是一所精神母校。数十万计的学生们在这里除了研究如何应付国外的入学考试，学习签证的方法，还知道了一种人生的精神：“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是新东方著名的校训。 俞敏洪和新东方的校长们多次讨论过是否要改变这个校训，它是不是适合现在的时代。但是俞敏洪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哲学。“绝望是任何人都经常要面对的境遇，”俞敏洪承认，他现在仍然经常面对绝望，事情越做大越难。以前的决策如果错误，代价很小，而现在如果决策不正确，也许会给新东方的事业带来上千万的投资失误，那时他绝望的感觉会比贫穷时绝望的感觉更大。 不过幸运的是，经营新东方的经历已经带给他性格上的变化，“从喜欢抱怨变得积极和主动，”俞敏洪认为。 眼下，他正努力使自己的名字和新东方品牌越来越远。他已经不再在礼堂里面对数千名学生上大课了，尽管偶尔还在北美做些讲演。他打算在3年之后将新东方交给其他人，然后去实现他的另一些理想。比如写书，比如驾车游走世界。那时他4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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