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18日上午，中改院以“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为主题，在京举办改革形势分析会。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中改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出席会议。会议由中改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持。来自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20余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以政府转型为中心，寻求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发展道路
迟福林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要，还应当说以人为本的改革观更重要。研究社会公平、社会发展，要考虑经济转轨这个大背景。在推进经济转轨的进程当中，要找出给多数人带来社会公平的办法。要找到多数人能够有益处、不断分享改革成果的一条路子，真正建立一个既有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的好的市场经济。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改革的滞后。我国进行了25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的各级政府还带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型政府的特征，片面追求GDP指标和经济增长，忽略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公平问题。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广大百姓日益迫切地要求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广大百姓越来越期望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没有腐败的政府。在这个特定的大背景下，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需要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管。自觉地推进政府转型，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常修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指出，公平是不是左派的专利？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解释清楚的话，很可能讨论的社会公平就放到了左派思想中去，成为它的一个专利，甚至有可能把国家决策层往左的方面去推，或者说使它左倾化。如果再深入一点，就是说会导致我们现行的政策，与市场化全球化趋势相背离。
我们要寻求一条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统一的新的道路。第一，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你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平等，等价交换的前提是机会均等。市场经济天生反对特权，反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第二，从历史上说，无论是启蒙运动的但丁也好，还是后来的伏尔泰也好，他们都是强调公平公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都是以公平公正作为旗帜的。第三，从现实来说，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是可以统一的。有的国家政权是右倾的，但是社会差距是最小的，例如日本。印度的国大党强调为穷人服务，但是它的领袖曼阿汉辛格先生却是一个市场经济改革的旗手。因此，社会公平和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
常修泽还指出，社会公平、公正是对邓小平先富后富理论的继承。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公平公正，不是对邓小平先富后富理论的背离，而是对他的继承。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话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共同富裕”。他说，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时机不成熟。他说什么时候提出，在什么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邓小平还说：我设想恐怕得要到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生活以后这个问题才能提出来。我觉得邓小平的思想实际已经作为一个两步走的方案提出来了，这是邓小平的完整的思想。根据辩证法，我们今天讨论问题还没有跳出邓小平的思维框架，不是对邓小平的思想的悖离或者是反叛，而是对他思想的继承，是邓小平的内在逻辑的自然展开和发展。
有人提到，在中国初次分配领域里，政府也要发挥作用。这里的逻辑是什么？社会如果任凭按要素分配，会使收入差距扩大。而“按要素风险分配与要素按自己的风险分配”并不是同一回事。计划者按各个要素分配是计划经济路线；而要素的所有者按照自己的贡献参与分配则是市场经济路线。我们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要素的所有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技术所有者、人力资本管理者，按照自己的贡献去参与收入分配的过程不是计划配制，而是市场博弈的过程。因此我们讨论公平的时候，要防止政府的力量渗透到这里来。
陈淮（国家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指出，市场经济从来消灭不了穷人，它是消灭富人的机制。要站在矛盾冲突的前沿去解决问题，别拿两头的问题去对比，最穷的一头和最富裕的一头打不起来，最冲突的是两个利益相交易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重新分配那部分，要格外地注重城乡结合部，特别是城市扩张中的冲突。要注重社会公平不仅仅是这个人群和那个人群直接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对抗，还有很多，比如说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隐性的部分对社会利益的配置影响非常大。比如说通货膨胀上三、五个百分点，农民的利益就直接受到了损失，而富人则无所谓。（苗树彬薛克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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