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周刊中的邓小平看中美历史的汇流
他们很快发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讲话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从来不兜圈子的邓小平，甚至比周恩来还更好打交道。
这一切最终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邓小平的敬意。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位故去的老人，已经把中国带进了世界。
从1976年1月到1997年去世为止，邓小平至少7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如果包括他在封面右上角的小照片上出现的次数，那么他几乎年年上封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两次被评为该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即1979年和1985年，后一次《时代》（1986年1月6日）用了25页的篇幅介绍他。《时代》周刊的编辑在纪念邓小平去世那一期的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邱吉尔、艾森豪威尔、戈尔巴乔夫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
虽然《时代》周刊夸口说该刊与邓小平有特殊的渊缘，但你如果翻翻其他杂志，如美国《新闻周刊》等等，邓小平同样是无所不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二十年，美国有个“邓小平之恋”。正是这一恋情，实现了中美这两个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历史汇流。
邓小平与“里根主义”的共鸣
中美在朝鲜战场上曾打过一场二战后最残酷的战争，自此之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一直势不两立，两国的老百姓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何以美国人一下子对邓小平有如此的热情？看看两国这二十年的历史，就不难找出答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9日，邓小平的硕大头像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色调极为暗淡、阴郁。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右上角的醒目标题则是：“中国：朋友还是敌人？”
这种暗淡、阴郁、疑虑的格调，不仅反映了观察者看到的中国，而且也揭示了观察者所在的美国以及美国人的集体心理状态。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末期，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周恩来去世，毛泽东也将不久于人世。中国的未来将由谁领导？中国向何处去？恐怕连国家最高领导层也不知道。美国又如何呢？越战、石油危机、水门事件…… 内政外交，没有一丝亮点。苏联则节节扩张，在世界上全面出击。美国人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世界，对自己的国家开始失去信心，甚至连挥舞国旗的情绪也没有了。
但是，到了1980年代，中美两国一起走出了各自的历史低谷，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了方向，重新建立了自己的信心。做到这一点，靠的是两个人：邓小平和里根。这两个人虽然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在回应时代的挑战上，其行动和哲学却有惊人的共同之处。
先说里根。美国自1964年林登·约翰逊当选总统后，迅速陷入越战的泥沼，美军的声誉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国内社会经济方面，林登·约翰逊虽然在推动种族平等权上功不可没，但他在华盛顿长年当参议员的经验，使他过于相信联邦政府的威力，似乎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来改变。所以，他的“伟大社会”的计划，加大了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扩张了官僚机构，提高了税率，压抑了社会的创造力。这一倾向，在“讲话像共和党，做事像民主党”的尼克松任上，也毫无改变。1970年代，美国成了一个收税过度、经济低迷的国度，进入了战后最大的危机。
1980年激进的右翼政治家里根当选总统，代表了美国人民告别这一时代的决心。“里根主义”有两个主要面向：第一，对苏联要强硬，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大胆和苏联拼军备，在国际事务中一步不让。第二，在内政上，大力减税，要求“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放宽政府干预，恢复自由经济。结果，里根在任8年，在国际上压倒了苏联，冷战已经胜利在望。国内经济也迅速扩张，美国人重新恢复了自信。
从这个背景上看，邓小平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呢？邓小平主政比里根早几年，让美国人在里根上台前就听到了“里根主义”的声音。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中心，就是放开搞活，政府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1979年《时代》周刊把这一政策和美国反对大政府的政治潮流(也就是当时里根总统竞选的主题)作对比。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在卡特时代帮助里根说出了“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的话。甚至在1996年共和党参议员多尔挑战克林顿的大选中，当今副总统的夫人、著名政论家琳·切尼帮助多尔竞选时还口口声声以中国的经济起飞作为例证，证明小政府、低税收的优越性。这足以看出共和党人对邓小平的态度。
在外交上，邓小平强硬地提出缓和没有出路，一再警告美国，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追上来，美国太软弱、太多幻想。1979年2月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他甚至引用美国170位退役将军的话，称苏联寻求的是全球霸权，大力扩充军备，早晚有一天会出事。对于卡特政府要与苏联签订的军备控制协议，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反对你们签什么协议，但这种协议，签多少也没有用。苏联是战争的温床，美国不是。”由于他的话太直率强硬，卡特政府在邓小平1979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美时，曾极度担心他在美国国土上发出太强的反苏言论，引发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危机。但是，他这种强硬、果敢、直截了当的风格，正是美国人后来在里根身上领教到的。因为里根上台后拒绝和苏联妥协、签署军控协议，被欧洲人骂成玩火的牛仔，以至不少共和党人至今还乐于把当年欧洲人反里根和今天的反布什相提并论。1979年，里根正在忙着那个最终把卡特赶下台的大选。所以邓小平的话，深深打动了支持里根的选民。大家眼睛一亮：“哈哈，这正是我们要的合作伙伴！”特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使邓小平的话更显预见性。换句话说，邓小平在里根上台前，就开始拨动了美国人“里根革命”的心弦。这大概是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
认识邓小平
据说基辛格早期访华时见过邓小平，称之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小个子。”这话他到1976年就不认账了。1997年邓小平去世，记者再追问他此话，他干脆说：“这不是真的，他是我所遇到的一个伟大的世界领袖。”
基辛格态度的转变，大概说明了美国人对邓小平的快速认识过程。
邓小平第一次上《时代》的封面，是因为周恩来的去世。那一期《时代》用两页介绍周恩来，却用了四页介绍邓小平。这一喧宾夺主的安排，显示了美国人对未来的忧虑。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和解。这里的主要人物，除了尼克松和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外，就是基辛格和周恩来。本来，中美关系很快就会正常化。但是，由于水门事件和越战，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在美国人看来，周恩来代表着中国内部务实的温和力量，希望和美国重归于好，也愿意为此进行妥协。周恩来一去，是否会人亡政息？激进派是否会主政？中美的战略和解是否会由此断送？这是让美国人感到焦虑的。
在美国人看来，周恩来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行为举止微妙得体，充满了儒者的魅力。这也是美国人心目中共产主义国家务实、灵活、理性的温和派领导人的理想形象。邓小平则完全不同。他从来是直来直去，甚至咄咄逼人。谈话中间甚至大声清喉咙、往痰盂里吐痰，然后对客人说：“对不起，我是个乡下人。”所以，初次见面，对于习惯于和周恩来打交道的基辛格们，心里感到不舒服是人之常情，对他这个人，也容易看走了眼。据说毛泽东早就告诉勃列日涅夫邓小平不可小视，勃列日涅夫没有当一回事，后来苏联领教了他的厉害。
不过，美国人显然聪明得多。他们很快发现，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讲话一针见血、斩钉截铁、从来不兜圈子的邓小平，甚至比周恩来还更好打交道。美国人对周恩来很尊重、小心，但对邓小平却不仅尊重，而且喜欢，甚至着迷，因为邓小平更能够清楚地展示中美合作的潜力。在美国人看来，他干练、执着、厉害，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想要什么，并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而且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担心美国的威胁，他担心的是苏联。这足以让充满焦虑的美国人感到一块石头落地。
所以，虽然1976年初谁将主持未来的中国还看不清楚，但《时代》周刊却把赌注下在邓小平身上。果然，1978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他准备和美国人打交道，双方可以在台湾问题上求同存异。于是中美迅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不过，邓小平被评为《时代》周刊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一手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而是因为他在国内开始的经济改革。《时代》周刊事后承认，那年的评选，邓小平并不是个热门候选人。因为他刚刚复出，国内经济一片凋敝。中国在世界中还微不足道。据《时代》周刊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会花掉8000亿美元。偿付现代化所需的资金，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对于现代经济了解最深的美国人，当然不相信中国到2000年真会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实现“四个现代化”。
但是，邓小平的直言不讳和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却使美国人看到了这场改革的潜力。邓小平公开讲，自己的脸长得不好看，想装得很好看也白搭，还不如自己承认为好。他甚至对美国记者说，中国在国际上不重要。因为中国还非常穷，能量有限。对抗苏联，要靠美国。但中国不是毫无影响。中国愿意通过和美国的合作，要来技术和资金。结果，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而让苏联特别恼怒的是，西方国家竟向“走向不定”的中国出售武器！
等邓小平再度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1985年度）时，中国的发展已经再也不可小视。当时中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获得成功，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开始。现代化的工厂、建筑拔地而起。市场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此时，美国在冷战中已经占据上风，经济迅速复苏。里根刚刚以压倒性的优势连任。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也开始了改革，使之成为和邓小平争夺这一年度风云人物的有力竞争者。但是，《时代》周刊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大部分还停留在强调“纪律”、“诚实”、“想象力”的说教阶段，没有制度性的突破。他促进生产力提高的最有力的措施，不过是控制国民的酗酒，一切还摆脱不了中央计划的模式。而中国的体制，新得无以名之。有人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的媒体称为“商品经济”，官方的名字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美国人最喜欢的还是邓小平的直来直去：“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语录，被摘登在《时代》周刊上。该刊还特别刊载了一个图表，向读者说明中国这个混合的经济体制如何运作。
等邓小平去世时，冷战早已经结束，苏联解体，代之而起的俄罗斯，成为广义上的“民主国家”。中美之间不仅战略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加剧。但是，这一切最终也没有改变美国人对邓小平的敬意。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位故去的老人，已经把中国带进了世界。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邓小平之后的中美关系
邓小平主政下的中美关系，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成功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成功，与邓小平个人务实灵活的政治技巧当然密不可分，但也要归功于他的政策赶上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潮流，因而在对方心中引起强烈共鸣，最终使两国历史汇流。
美国自罗斯福的“新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这一段时间，是民主党主导历史。推动社会变化的主要政策，大部分都是民主党推出的。但是物极必反。到了1970年代，民主党那套强调政府干预的政策，把美国带入了低谷。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共和党特别是右翼保守主义开始主导历史，民主党完全处于下风。这一趋势，至今还没有逆转。虽然克林顿联任两届，但他宣布“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使民主党迅速右转。今年布什可能被选下去。但即使如此，克里很可能在克林顿完成民主党在内政上的右转之后，在外交上继续右转，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
这一大势，给邓小平提供了机会。他的内政外交，更合共和党的胃口。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在卡特任上发生，但那不过是尼克松政策的继续，双方不必重新讨价还价。里根任上，则是中美关系发展最迅速的8年。应该说，和共和党达成交易，双方的关系就比较持久。和民主党达成的交易，则常常靠不住。比如克林顿任上，中美确立“战略伙伴”的关系。但布什一上台就将两国的关系改为“战略竞争者”，中国必须为确定两国的关系重新讨价还价。这背后的原因，是共和党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你必须和共和党有共鸣才能够真正成交。
邓小平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对美国出牌时，正是美国最弱、最需要朋友的时刻。1978年美国在冷战中被苏联逼入守势，卡特在国内支持率日低，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刻。这时邓小平异常主动，要求大家绕开台湾问题，迅速成交。所以最后的交易，对中国比较有利。如果再晚几年，等里根上台，美国国力恢复、信心大增、有求于人之处不多时，再讨价还价，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应该说，历史给了邓小平机会，而邓小平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机会。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了时势。
如今冷战结束，中美的战略关系与利益已经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时代中美都不必面临台独的问题，如今台独则成了两国关系最大的障碍之一。但是，历史同样给中国提供了机会。能否把握这一机会，就看中国能否从邓小平的遗产中学到东西。
在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共和党急于寻找新的敌人。中国从过去的战略伙伴，被锁定为美国未来最大的敌人。1990年代美国军方一直忙着如何对付中国的威胁。那时中美冲突不断，媒体妖魔化中国日甚一日，也体现了美国的这一战略转移。
但是，“911”使美国有了新敌人。布什政府不得不放过中国。同时，由于中国政府在中美冲突中一向采取低调、和解的姿态，目前开始享受这一温和路线的“红利”。在美国媒体上，妖魔化中国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如何与中国在未来合作，则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
如今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高技术的武器一时无用武之地，反而不得不打一场“劳动力密集型”的战争，不得不多派兵、多死人。这正好是美国的弱点。
这一格局，促使美军的一些人士呼吁美国考虑中国的利益，和中国达成长期的战略交易。首先，欧洲各国已经变得过于害怕牺牲，不敢介入世界事务，一个恐怖袭击就使西班牙从伊拉克撤军了。在一些美国人看来，中国是最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派兵的。
第二，朝鲜半岛的局势，使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提出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北约式的防御体系，把中国和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韩国都包含在内，以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布什政府虽然依然拒绝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但“战略竞争者”一词再也不提了。
美国目前的窘境，给中国提供了出牌的机会。而且出牌时对手越弱、越有求于人，成交就对自己越有利。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中国也许可以考虑向其提供急需的人力资源。同时，中国应参与东亚的防御体系，并要求这一防御体系涵盖台湾。也就是说，东亚的防御体系，应该既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又保证台海的和平。这样，中美针对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建立全面的战略关系，中国获得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承诺，使中美历史重新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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