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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想自己对了，这才大胆地走，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王丰 实习生 王炜 发自上海
土黄色的短袖T恤，领口的三粒扣子全解开了，刘永行看起来平实而轻松。
还是去年夏天，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自己穿的衬衫“400元可以买到11件”。刘说是受儿时艰苦的环境和父辈的影响，不必浪费的地方就尽可能地省了。这次刘又举了个例子，他很多年都没带过手表了——根本就没表可带，既然手机上有时间可看，带手表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前段时间，刘永行又发现了一个物美价廉的地方，叫迪卡侬，在那家店里，他买了5件质量不错的衬衫，每件89元。他希望多点这样的地方。
7月13日，上海。黄梅天只剩下尾巴，高温闷热已经压在城市的头顶。
刘永行，7岁开始接受父亲的政治意识训练。他的商业帝国，在过去的22年时间里，尽量与政府保持距离，却居然能一路平安走过，且发展迅速。
过去的两个多月，席卷中国的风暴式的宏观调控，剑锋直指投资过热的钢、水泥还有铝业。
恰恰在过去的两年，他在铝业当中投进了巨资，总预算投资近百亿。
这位东方希望集团的统治者，福布斯中国大陆版富豪，过去20多年中间，闯过了一波接一波的惊涛骇浪。
这一次，又被他闪了过去。外界说，“枪口对准的是刘永行，倒下的却是德隆……。”
贯穿了由邓小平缔造的整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刘永行一路发家并不跌落，为什么？
自助者天助之
现在没人笑话刘永行“土”了。
2002年4月，刘永行与山东信发集团共同组建信发希望铝业有限公司之后，当年10月，迅速转战内蒙包头运作铝电一体化项目，然后是布局河南氧化铝项目。各大银行趋之若鹜地贷款给他，其中某银行一家就计划对其授信30亿。刘永行说，我先投20亿做完一期工程，然后只要贷款三亿作流动资金使用。
这种保守的财务安排，在西方工业国也很少见。有人说，做饲料起家的刘永行，做起重工业来显得土。
风云突变。2004年4月中下旬宏观调控来临，铝业是重点调控的部门，三个检查组分别进入东方希望设在山东、内蒙、河南的三个铝业项目基地。
检查组检查过后，留下来两个结论：一，就项目本身，检查组成员都竖大拇指；二，要服务宏观调控大局，该放慢速度的放慢，该检讨的检讨。
保守的财务安排，这一回又救了刘永行一命。虽然银行暂时停掉了部分贷款，但得益于同期采取的饲料薄利多销策略，使5月份销量猛增，东方希望集团的第一主业——饲料，关键时刻对其第二主业——铝业构成了现金支撑。
面对外界的普遍忧虑，刘永行给出一个稳健的回应。他说，民营企业成长期间会遇到很多困惑，一定要坚持下来，把困难看成锻炼的机会，“自助者天助之”。
父亲与政治训练
言、行、美、好。刘永行1948年在四川新津县出生时，父亲已经给兄弟四个准备好了名字。排行老二的刘永行现在说，父亲是寄望我“永远行走，永远勤奋”。
父亲1938年在重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后来国民党要抓他，组织上就把他转移到成都，并且与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单线联系。后来该书记死了，父亲失去了组织，便参加了民盟。
“他对政治经济非常重视，一般人很难理解。”
看起来甚至有些木讷的刘永行说他从小就关心政治，政治永远在经济之上，他所得到的政治训练得益于父亲。
父亲给刘永行的政治训练从七岁始。“记得学龄前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订《青少年报》，从上小学开始，就让我看《参考消息》。”
文革中“五·一六”通知下来的时候，刘永行才十几岁，上高中。身体已不好的父亲把他拉到床前说，以后麻烦了，现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牛鬼蛇神的定义是什么？第一个是地主，第二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什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了贫下中农、工人和共产党的干部，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是。所以我们也会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能以后日子比较难过。
1971年，23岁的刘永行从自己安装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台湾电台的报道——有飞机坠毁，可能是高官叛逃，怀疑是林彪一家。刘说他连听了三天，从其他国外电台先后得到证实，“高兴得不得了”，就跑去告诉父亲。当时父亲在五七干校放羊，立即带上儿子去喝羊肉汤以示庆祝。
一边喝一边讲，“可能不好，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动荡。”然后又讲到中国面临的难题是没有钱，怎么办？“中国没有钱，但中国劳动力便宜，可以做来料加工，让外国人在中国开厂，让中国人生产，再卖到外国去。”
刘永行说，那个时候对这些完全听不懂。“但这些事情给我印象很深。父亲是个讲究科学、爱好学习的人，敏锐，善于独立思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场空前的历史性转折来临。
父亲在1979年弥留之际，把刘氏兄弟拉到床前，说：“我不行了，但你们赶上一个好时期，一定要好好学习，珍惜这个好机会。”
刘说：“自幼养成的分析政治的习惯及思维方式，形成了观念的超前，并勇于行动。”当然，还有生活简单、头脑复杂的生活方式。
在后来为企业制定战略的时候，对政治风向的敏感，使刘永行总能超前半步而且执行坚决，同时，为了规避风险，战术上就提早准备几个预案：最好的、次好的、中间的、次差的、最差的。
“当失败的预案出现之后你得接受。我们必须非常理性，在现有的条件下争取最好的结果。”
家人
刘永行亲呢地称妻子为燕子。
燕子以前对刘永行每天回家看报纸不高兴，她认为他在家的时间应该归他们俩。但刘永行说：“一个优秀的人，不是八小时能培养出来的。”
事实上，刘永行也说过，东方希望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从外企学一点，向国企借鉴一点、向个体户那里总结一点 、自己再创新一点。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重工业巨头也得让燕子当作小孩子一样照料，“当我管得太多时，他会说，你让我长大一次行么？”
燕子说，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感到很委屈。后来我观察到美国人在帮助他人时，总会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我能帮助你吗？——“我渐渐明白，应该尊重丈夫的需要。”
“他想拼命地工作，就让他去拼，再累再苦只要他心甘情愿，拼不出名堂也没有关系。即便失败，有勇气在精神上站起来，还是成功者。”
燕子说：我感到做一个好女人就要鼓励、欣赏丈夫，要让丈夫的优点越来越多。“如果妻子把得到好处或权力大小，作为衡量丈夫能力的标准，在不良风气面前，就很难把握做人的原则。”
创业的时代印记
刘永行为代表的刘氏家族，1982年以1000元起家，至今资产近百亿，没有为国有银行创造一分钱不良资产。
改革开放后的26年间，中国先后崛起过三代富人，如刘永行者，走得如此之久，如此之远，少之又少。
“我们始终在潮流尖上，”刘说，“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就是第一批高潮的参与者，也是邓小平决策的受益者。”
刘永行不止一次提到邓小平对中国、对他的影响。
1977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刘永行也去报考，报的都是清华、北大电子类专业，竞争十分激烈，在1800名考生中他考了成都新津县第一名，但因家庭背景未被录取。
后来也是邓小平的一次讲话，说老三届有很多优秀学生，不该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失去就学的机会，刘永行因此被成都师专录取。
刘想读清华，不想去。父亲说“走出去就是好事”，但没有勉强他，“自己决定吧”。
刘最终出发了，如今回忆起来，如果不去上学，“很有可能一辈子做电器修理工”。
1982年春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改革在这里真正完成转弯。
从经济意义上讲，需求进入了增长阶段，此时的刘永行完成学业归乡，后来的东方希望企业从此开始。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鼓励发展农村专业户，就是容许人去创业。“这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既然可以干，我们就不要等。”兄弟四个商量之后，从养鹌鹑开始。几兄弟凑了1000块钱，不够，向银行借1000块，不批。不批也要创业，从1000块开始，1000块居然做了二十年。
城市经济的好转，人民生活的改进，人们对肉禽蛋的需求增加了。虽然是不起眼的商品，但需求却大。
刘永行和兄弟们发现，养殖业应该交给农民，他们责任心强，且农民的场地不受限制。他们把这个产业交给农民，企业转做服务，生产饲料。
1991年希望集团刚成立重庆分公司时，当时社会各界对私营企业仍持着相当负面的看法，刘氏兄弟备受压力，甚至一度向县委书记提出要把工厂捐献给国家。正在犹豫下一步该怎么走时，“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想自己对了，这才大胆地走，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否定了其他的东西。同时邓小平提出我们在发展上，只要对社会有利，就不要去讨论这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问题已经解决。”
自此，刘氏家族开始起飞。
2002至2003年，刘永行正式进入第二主业——生产规模百万吨的电铝项目和氧化铝项目。
刘永行管理以稳健、务实、创新、精细见长。属下产业分饲料、电铝和投资三大板块，现有子公司70余家，分布中国16个省市自治区。
也许，这仅是个开头。■
刘永行简历
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之一。1948年6月生于四川新津。1982年，兄弟四人一起辞职共同创业。曾任希望集团董事长。现在的东方希望集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