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纪念邓小平？如果说我，我认为“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去做科学研究。对你们传媒，则“应该”是敢说真话，少说空话、套话、假话。
本刊记者 任武 发自北京
人物周刊：您认为，邓小平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
于光远：在中国推进了经济改革。在只认“计划”的中国，推进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这个观点，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接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时首先提出的，这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走上新的轨道。
邓小平非常强调开放，特区是他提出来的。我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我知道他主张中国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在他所举的十多个城市中，第一个就是深圳。他说深圳之所以能够先富起来，是因为深圳的地理位置适宜开展对外贸易。“特区”的概念，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在天津“还是开发区好”的题字，到今年正好20周年。
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中国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
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重要论断。生产力属于经济学范畴，“生产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平列的基本的经济学科。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把科学和技术对经济的巨大牵引作用，提高到前人没有指出过的地位。对我国科学和技术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教育的关注，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想多说几句。
大家都知道，1949年之后，邓小平有两次“复出”。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同时，也就打倒了刘邓两人。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党中央开始酝酿重新起用邓小平。1974年复出，1975年正式担任中央领导职务，这是他第一次“复出”。这一年，他组织了自己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是这个研究室的7个负责人之一。
1975年冬，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再次被打倒。1976年，爆发了著名的“天安门事件”。1977年，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这时候，他除了担任军事、外交工作之外，还主动提出来要抓教育工作。这之后，我协助方毅同志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亲自参加，并作了插话和最后讲话。党中央最高领导层这样的做法，过去是没有过的，这说明邓小平对教育工作特别重视。
人物周刊：您曾经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做过一些重要工作，邓小平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
于光远：明快、尖锐、要言不烦。看问题比别人早，而且具体。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具体内容乃至不少字句，都是邓小平本人的。当时他亲笔写了三页提纲给我，这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一直由我个人保存着。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接着就召开了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三中全会没有另外的报告，就是把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李先念和邓小平三人的讲话，作为报告发给到会的中央委员讨论。邓小平这篇报告，事实上就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看问题比任何人都深刻，这是我对邓小平最深的印象。
人物周刊：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或者说，今天，我们应该拿什么来纪念邓小平？怎样按照小平同志考虑问题的思路去创新，去突破？
于光远：我觉得你提的问题里有一个“我们究竟是谁”的问题，“我们”应该拿什么纪念邓小平？各人有各人的“应该”，如果说我，那么我认为“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去做科学研究。对你们传媒，则“应该”是敢说真话，少说空话、套话、假话。邓小平不是坚决反对“两个凡是”么？因此，我把你的设问句，改成判断句，即：纪念邓小平，就必须“按照小平同志考虑问题的思路去创新，去突破”。
“应该怎样纪念”的问题，也可以向各式各样的人去提出，包括现在在领导工作岗位上、仍然在工作的人。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怎样考虑做好自己的工作，怎样认识自己的责任的。当然，这个人是否愿意不说假话、套话，肯说真话，也是关键。在说的是真话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从他的回答中作出真实的判断。
总而言之，你们如果能够向各式各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想对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人物周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旧社会的叛逆者，是共产党人，是科学工作者？或者是兼而有之？
于光远：兼而有之。
人物周刊：回顾您一生走过的道路，您觉得自己是“生不逢时”呢，还是“生逢其时”？您觉得自己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最感觉遗憾的又是什么？
于光远：我来到这个星球，没有任何人同我商量，严格地说，一个初生儿，虽然他是“人”，但在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我”，因此，我生在什么时候，就“逢”了什么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考虑“生不逢时”还是“生逢其时”，这不是能够回答的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只有去适应自己所处的时代。不过，我对人的作为，主张应该抱着积极态度。我把“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你问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最感觉遗憾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你们也许知道，我是一个“老运动员”，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的对象中都有我一份，延安抢救、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十年文革，加上批邓等等。回顾一生，我常常是不能好好工作，吃了许多苦头。
十年文革中，有许许多多整人的花样，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唱嚎歌、殴打、住“牛棚”、上干校，最后对我“宽大”——“敌我矛盾，人内处理”，开除我的党籍，取消我高干的资格……这些我都经历了。遭遇这些，应该说是遗憾，但是我都挺过来了，从中锻炼了自己的坚强意志，大大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因此又使我感到骄傲。
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吃的苦这么长、这么多，觉悟也就提高得特别快。1981年，党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革给全民族带来的灾难而引起党和全国人民觉悟的大提高，在这个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经过文革，我对自己政治觉悟的提高概括得很清楚：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虽然长期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但是并不懂得政治，不懂得“原则政治”，不懂得“现实政治”。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在政治上才成熟了。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自由知识分子的同情和认可，也有人认为您仍然是坚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您怎样看待这样两种评价？
于光远：我不清楚你说的“自由知识分子”指的是怎样的人。我只知道我们国家有不少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纪大一点，还有的年纪同我相近，他们对当前世界和我们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的言论，同我接近。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又被有些人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人，我不仅“内心深处”充满了同情和认可，而且我还不屑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支持他们。
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内心深处对这些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同情和认可的人或许很多——说一个“很多”不够，应该说“很多很多”——只是他们不像我和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还不敢把自己的观点公开讲出来。我认为，谁敢讲出来，谁就是“自由知识分子”。
我觉得“自由知识分子”并不坏，难道自由不好吗？谁说不好，我就请他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在《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也就是写共产党今后的行动纲领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恩针对当时情况对自由还有更多、更具体的分析，我在这里引用他们的文字，并不是说写于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所讲的每字每句，都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应该怎么样对待“自由”。我觉得中国还缺少自由，甚至在理论上，对自由也缺乏研究。
在你们的问题当中，还说有人认为我虽然内心深处对“自由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和认可，但认为我还是坚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可以郑重回答：我认可这种评价。我认为，做一个共产党人，就是要追求社会的不断进步，就是要追求社会成员生活的不断改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成员能够获得不妨碍他人的充分自由。
感谢你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促使我更多地去研究和考虑怎样表达得更准确。我不敢说我的认识就停留在这里，我要求自己不断进步，也希望得到读者的帮助。
再一次感谢。■
于光远简历
经济学家。1915出生于上海。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战争前夕入党。曾任中顾委委员、中共中央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1954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度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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