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阅尽沧桑的脸，展示着一幅认真而又略带一点淡漠的表情，这是近来他生活中的表情……”1999年，我曾在文中这样描述董辅礽的油画像，这幅画像，当时挂在他位于北京三里河简陋旧室的书房南墙上。
我对董辅礽先生由“高山仰止”的景仰情怀，进一步发展到由“近观”而带来的亲近感，得益于这年8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编委会下达的一次采访任务。
那时正值新中国建国50周年，报社编委会决定组织一组50年经济与科技发展回顾的文章，给我下达的任务是采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和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厉以宁。
接到编委电话通知的时候，我正在人民大会堂里，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采访。三位计划的采访对象中，周光召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全球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协主席，又身居国家领导人的高位，我对能否顺利采访到他不免有点把握不足；厉以宁当时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也在会上，而此前我曾对他有过一次采访，于是自以为把握很大；而董辅礽，此前并未近距离接触过，又是与吴敬琏、刘国光、厉以宁同样名震华夏的经济学家，偶尔远望见他，他的表情颇有些令人不能轻易接触的淡漠之意，遂对采访他感觉最没有把握。
次日的事实，却将我的感觉颠覆了过来。周光召蔼然应允一天后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我的专访；常委会小组会议间歇，见厉以宁从会场出来到走廊活动筋骨，我不失时机地上前约访，却意外地遭到“棒喝”——“今天不接受采访！”厉以宁当时疾言厉声，令无辜的我莫名其妙，但联想起前次对他的采访中，他突然提到南方某家报纸作了个“厉以宁与朱鎔基对着干”的标题，突然为这家报纸对着我和中新社、中国日报记者拍桌子大发雷霆，想到这里，我既为约访厉以宁时“逢彼之怒”而自认倒霉，更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脾气而担忧是否会在董辅礽那里再次碰壁，何况远望他的神情如此淡漠；怀着忐忑的心，我贸然拨通了他位于三里河家中的电话，但董辅礽慨然应允了，采访地点定在三里河他的家中。
对于董辅礽、吴敬琏、刘国光、厉以宁这一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对于其学术的成就与在国内的影响力，对于其推动改革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一个经济记者，此前更多的是“高山仰止”的景仰之情。与厉以宁固然在人民大会堂会场上多次见面接触，却因为其于媒体的敏感意识，我并不以为自己能作到“近观”，正如古人所说，是白头如新。而董辅礽先生虽表情淡漠，心思却平和，于是给了我“近观”的可能，使我在采访他数年之后回顾起来，有“倾盖如故”的感觉。
1999年8月31日下午，炎炎酷日，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三里河，找寻到他居住的那栋楼房，发现名满天下的他，居然住在几十年的老单元房里。我在这一个小时里，将他住的小区周游几遍，这里的居民房，都是红砖外墙，因为老旧而褪色，苏式的结构，楼道狭小，屋里过道狭窄。除了小区还算是安静，住在这种房子里，绝对算不上舒适。
进入他的家，没有厅，过道窄得只容一人，要是两个人碰面而行，就得侧身，而且屋子里相当的暗。家里很安静，似乎只有他一人。他将我径直带到书房，这里有扇靠西的窗，光线稍好，但房间很小，只是放了一排书柜、两张沙发椅和一个小茶几，便满了。他安置我在靠西墙的沙发上坐下，便去厨房取开水。这时我注意到他靠东墙的书柜上摆放着几副照片，上面是西装革履的翩翩青年，南墙上挂着一幅他自己的半身油画，画得相当逼真，油画上的他，以阅尽沧桑的脸，展示着一幅认真而又略带一点淡漠的表情，我以为照片上是青年时期的他。
身子略弯，他已经显出老态来了，看着他提水壶进来，我过意不去，站起来，他却坚持要亲自给我泡茶。我于他，不过是一个陌生的无名的年轻记者，而他于我而言，却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是名声震耳的著名经济学家。受惠于他亲手泡的这杯茶，我的紧张渐消，平添出亲近的感觉来。他自己不喝茶，看着我，眼睛平静得如池水，回答我说，“这几张照片，哦，那是我的孩子，现在在美国。”
今日回想起来，他的谦逊和平和的人生态度，在对待我这样一个丝毫无足轻重的的陌生青年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对我也曾颇多提携帮助的全国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绍平，与他有多年的接触，想必对他的谦逊和平和有更多的感受，他在获知董辅礽先生去世的消息时，从深圳通过搜狐财经表达哀思说：“董老是我非常尊敬的老一代经济学家之一，他治学严谨，为人谦虚，对于他的去世我表示沉痛的悼念。”
当日的采访十分顺利，对于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五十年的发展历程，董辅礽先生胸中早已烂熟，而在于我一介后学青年看来，有太多的不明白之处，采访进行中的无知的提问，他总是尽心地解释。不过，囿于这个主题牵涉到的一些问题的敏感，我提到的一些问题和董辅礽先生的回答，并不能悉数公开，比如，我所看到的经济学界的一些有争议的现象，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对中国的经济学术是否已成熟为体系和对经济学著作应该作何评价等等……而对于我的一些在他人看来不免有些唐突的问题，董辅礽先生都平心静气，一一作答，当然，我们也有君子约定，凡董辅礽先生认为不宜公开的地方，我决不写入文章。
文章在10月27日发表，题作《董辅礽谈中国经济五十年与中国经济学五十年》，一年后，《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在编书收录该文并在其文章《槛外人谈》说：“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至今还很活跃的一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对他的采访反映了这位老学者实在的一面。他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叙述虽然充满了一种不得已的隐藏与无奈，但还是显示了学术发展在中国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他的自我审视在其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此前我曾接触采访多位高层人士，而此次采访，我的自我感觉最佳，过程中董辅礽先生如同老师之教授学生！
采访完成后，我很快将文章整理出来，传真给董辅礽先生。董当时虽说已经年逾七旬，仍担任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导，还担任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时间多不是自己的，而他这些年依旧著述不断，在报纸上也不断发表文章，即便如此，他还是很快给我打来电话，与我约定到一个财经论坛的会场，将修改好的文章交到我手里。
当日他从武汉飞回北京，随即便来到会场作了发言。歇场时我从他手中接过改定稿，稿末他写了一句话——原来他最后改定是在从武汉回京的飞机上！
我与董辅礽先生的近距离接触，并不多，在人生的漫长而言，仅如同惊鸿之一瞥，然而人生之中，固然以新闻工作者接触之广，又有几次能有深刻如此的印象的？不久前我因身患重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监护病房住了一个月，其间耳闻目睹病死者近10人，对于人生，不觉感触良多，不料出院一周之后，在7月30日听到了董辅礽先生的死讯，当时掩不住感怀，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内部电子论坛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今天在美国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年77岁——‘古人云，死生亦大矣’。1999年，董在书房，曾对我口述《中国经济五十年与中国经济学五十年》，不料我今在从重症病房出院一周后，听到了这个消息。”并且将《董辅礽谈中国经济五十年与中国经济学五十年》和周实先生的《槛外人谈》贴在论坛上。
今日再读《董辅礽谈中国经济五十年与中国经济学五十年》，相信仍有不菲的价值，而当年董辅礽先生将有关其自我审视的部分，删到很短，在先生而言，是出于谦逊，而对于经济学界而言，今天看来则是大损失！
先生的逝去，又是何其大的损失呢！谨以此悼念董辅礽先生。（中国经济时报刘建锋独家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