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从女儿发来的短信中，知道董辅礽老师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20年来董老师教导、关心、帮助我的情景顿时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一 董辅礽是一位有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 我和董老师相识于1984年。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国务院的下达的“七五时期国力预测”的研究课题，组成由董辅礽和乌家培领导、张曙光等研究人员参加的课题组，在短短的3-4个月期间完成了这一课题。我作为课题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研究并执笔起草了报告。从此，开始了与董老师20年的交往。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两大核心是，剩余价值学说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其扩大再生产公式论述了经济发展中生产资料部门和生活资料部门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成为后来计划经济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理论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列昂节夫在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了他著名的投入产出学说。 董老师青年时代在苏联学习时，在其副博士论文中对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公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出了10个方面的推论，为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还没有毕业他的这篇论文就在苏联出版了。反映他这一方面思想的著作《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也在1980年和1983年在国内出版和再版发行。 与众多的对国外经济学说照搬照抄、没有自己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相比，董辅礽是一位有杰出理论贡献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理论贡献。尽管这一贡献由于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人淡忘，但在经济思想史仍有其地位，因为这是十几个国家千百万人几十年实践经验（尽管是失败的实践）的理论总结。 因我后来离开经济学界，我对董老师多方面的理论成就知道的甚少。这里所说的仅仅是我所知道和领悟的。 二 董辅礽是一位有理论良知和政治良知的经济学家 1978年，在人们为中国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困苦而痛心，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坎坷而反思，为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而思考时，董辅礽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国有经济制度有问题。因此，他极力推进关于集体经济的研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还不可能提出发展私营经济），并筹办了江苏经济体制改革和集体经济的研讨会（名称可能不准确）。 他告诉我当时办这个会的压力很大。当时意识形态的总管和“理论权威”曾要求他取消这个会议，他以会议通知已发为由拒绝了。这一拒绝对他的“仕途”产生了影响。按照他的学术水平和资历，他完全可以得到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更高的行政职位和待遇。但他宁可因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而放弃这些，而不愿违背自己的理论良知做一个“庙堂”经济学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是由于他这种只服从真理、不随风摇摆的理论良知和勇气，造就了其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 他在1989年事件中的表现，更令人敬佩。他不愧为是一个有政治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愧为是“中国的良心”。 三 董辅礽是一位充满爱心的师长 参加董老师领导的课题组后，我还曾为我写的一篇讨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最佳比例的论文找过董老师一次。此后，我就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了。就这仅仅2次的交往，董老师关心和帮助了我20年。 1986年他去美国访问，路经芝加哥。他和他的女儿特地约我出来见面，详细地询问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1989年我从海南辞职返回北京。没有工作，没有住所（寄居在岳父家），处境非常困难。他在得知我的情况后，在参加全国大代会的一个晚上，特地到我岳父家拿走我的简历，并在开会时将我的简历亲自找一位部长批示（后由于其他原因未成）。他还曾为我联系中信公司等工作单位。 1994年我到深圳工作后，他每次来深圳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找我去谈谈，将他的著作赠送与我。每当我工作上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时，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尽其所能地帮助我。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听说我遇到了困难，焦急地搓着手，喃喃自语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我与董老师非亲非故，也不是他正式的学生。仅仅由于2次工作上的交往，他就对我这样的关怀和帮助。听说他对于他的学生，也是非常关心和爱护。我曾向他介绍过一位研究生，后来他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其学习的情况。 孔子说，仁者爱人。董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充满爱心的长者，一位深受其学生和同事爱戴的师长。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董老师为之贡献毕生心血的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在发展，在前进，并将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走向辉煌。 安息吧！敬爱的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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