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激邓小平。如果不是他，我们将窒息而死。现在我们毕竟可以挣扎着前进。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东方君悦一层大厅，靠窗座位，光线耀眼。
眼前的张朝阳完全符合大家的想像，茄克衫、牛仔裤，嘴里不停嚼着口香糖，对事物的评判和态度直接写在脸上。
不感兴趣的问题，他很敷衍，“是的”、“就是那样的”，脸已经转到别的地方，背对着你。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滔滔不绝，目光灼人。
邓小平，正是一个让他兴奋的话题。
崇拜邓小平
张朝阳对于小平的记忆开始于文革之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从小就关心政治，文革时期觉得很荒谬，1978年邓小平开始执政，我就从父母的谈话中感觉到，国家发生了大事。”他作了一个手势，“那年我14岁”。
“他对当时影响最大的是‘求是’思想，我们开始追求真理，尊重科学。”这个改变被张朝阳称为“现代启蒙的开始”。
正由于此，1978年，科学迎来春天，杨振宁、陈景润成为时代的偶像。而那时张朝阳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
1981年，17岁的张朝阳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当时他认为，物理是解释世界的途径。
“当时清华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与外界隔绝，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他还记得一个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
到今天，他还是把清华5年概括为“自虐”。“分数就是一个人的身份，竞争格外残酷。不停地比，考不到好成绩就去游冬泳，刺骨的水……或者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就是想证明我是可以的。”
在美国
22岁的张朝阳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知道自己可以赴美留学，“东游西荡”地度过清华的最后一年。
“那时候出国是一种浪潮，邓小平打开国门后，我们发现并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西方比我们发达，我们开始陷入自我批判，甚至怀疑整个文化的根，好像西方的都是好的。”
他还记得那时自己喜欢看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
“1986年出去的时候，根本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他记忆之中，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改革开放真正的成果还没看到，除了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美国老师喜欢在文化研讨会上讲述，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斯多德的希腊时代，就已经超过中国，张朝阳觉得特有道理。“但是”，他补充，“回国这几年我开始反思，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些‘过’了”。
到了美国的张朝阳开始变得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掉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即使在冷战时代，美国的媒体对中国和邓小平也有一些报道，但反华情绪很重，张朝阳更喜欢通过当地的华文报纸了解中国的情况。
这个时候的张朝阳就特别关注关于邓小平的报道，“我知道他正带着中国迅速前进”。
喜欢看《邓小平传》
“回国之后我最喜欢看的书就有《邓小平传》，我特别佩服他，愿意多了解他。”
1995年，张朝阳拎着两个大箱子回到北京。
那时，留学生归国淘金的热潮还没开始。“偶尔有个把人回来，但基本都是年纪稍大的，像我那样20多岁去读博士的几乎没有回来的。”
“回国我酝酿了好几年。”张朝阳有点自嘲地笑了笑。
“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已经呈现，我在美国商店里可以看到中国出产的货物，很兴奋，报纸上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都特别关注，拿到手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要反复看，任何说中国好话的书都特爱读，当时看《2000年中国大趋势》，非常激动。”
有一次张朝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说咱们组建一支乐队吧。朋友嘲笑，“什么时候了，我正在国内做生意呢。”
张朝阳被触动，“从那以后，我开始变得积极入世了。在美国9年我始终没有融入，在一个文化中生活了20多年，要完全融入到美国，很难。”
9年，中国已经跨了一大步。
“变化太大了。我到深圳出差，看到了高速公路，特感动，我们也有高速公路了。”他头一抬，饱含笑意。
“回国后，那种在亚文化里生活的麻木和冷漠逐渐被暖过来了。我慢慢地能欣赏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里完整的热情、支持和依靠，明白一个人必须活在自己的文化里才能快乐。”
归来的张朝阳长时间沉浸在特别兴奋的状态里，从西安到北京再到美国，又回到正迈向现代化的中国。
“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了解了另一种思维方式，然后回来。”
回忆一生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张朝阳很宁静，脸庞在窗外光线的映射下显得无比清晰。40岁了，风霜还没有进驻他的脸上。
新经济的偶像
“邓小平执政之后的发展是一个两百年未遇的奇迹，我碰上了，非常幸运。”
1996年张朝阳在海外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建了爱特信公司，1998年，公司易名为“搜狐”，2000年7月12日，搜狐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现在，搜狐的股价徘徊在30美元左右，在内地各种富豪榜中，张朝阳的身家已过20亿人民币。
创办网站的想法，产生于北京某家麦当劳中，张朝阳随手就把这个改变一生的计划写在纸巾上，他说：“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张纸巾。”
张朝阳无疑撞上了好时机。1996、1997年，中国互联网正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他进入了，而且很快成为了当时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启蒙力量，甚至直接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进程。
很多年以后的2003年，张朝阳重回母校清华大学，他已经被称为新经济偶像。而此前，留学生归国淘金的浪潮已经全面掀起，哈佛等名校的MBA和博士一批批涌入，张朝阳正是他们的模范。他引导了中国纳斯达克的一代。
“改革开放让我出了国，回国后我赶上了科技大发展的浪潮，中国经济的崛起为我提供了机遇，”他略作考虑，然后坚定地说，“我的成功有一大半源自小平引导的社会改革。”
在张朝阳看来，他们这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跨越了好几个时代，社会的剧烈变迁让他们备受冲击，不得不背负市场和精神的双重苦难。
但他说，“我感激邓小平，如果不是他，我们将窒息而死，现在我们毕竟可以挣扎着前进了。”
张朝阳简历
1964年出生于西安。1986年清华大学毕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1995年回国创业。搜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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